《刑法》第100条之我见

从刑法体系及条文结构、内容上对《刑法》第１００条进行分析，认为该条于刑法体系而言不太和谐，于法理而言也无很好的依据。

《刑法》第100条适用空间、功能及性质解构——兼论对受过刑事处罚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评价

于志刚教授《"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一文存在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其中在犯罪记录与前科制度方面存在关键性缺陷。刑法第100条是为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制度。因此,它既不是"犯罪记录",也不是"前科制度",而是要求犯过罪者"强制申报刑事受罚经历"的自我信息披露制度。构成犯过罪者融入社会关键性障碍不在民间评价,而在于官方非刑法领域的前科制度系列。

从宪法第100条看宪法适用理论的缺失

宪法作为根本法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指导意义。宪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国家机关适用宪法实现的。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必须要依据宪法来行为,否则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当正确地依据宪法、准确地适用宪法,才能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和实现宪法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指引作用。文章以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适用1954年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例,指出了由于该《决定》目前仍然有效,从而给宪法适用所带来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包括宪法文本的有效性、宪法文本中的宪法条文的适用方法、立法中宪法依据的具体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关系等等。认为,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的活动由于没有完全引入宪法适用的概念,导致了宪法对立法活动约束的"虚拟化",影响了宪法规范功能的实现,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以上海地区为范本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司法体制下出现了从无到有的试点改革。目前,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出台,我国立法的摩擦正在消除,契合国际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通过上海地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抽样研究和各地实践改革的成果对比,论证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启动、审查、考察、回转、制度衔接等优化模式的探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的规范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以上海地区为范本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司法体制下出现了从无到有的试点改革。目前,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出台,我国立法的摩擦正在消除,契合国际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通过上海地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抽样研究和各地实践改革的成果对比,论证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启动、审查、考察、回转、制度衔接等优化模式的探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的规范程序。

刑释人员姓名变更权刍议

《刑法》第100条旨在建立刑罚信息的自我披露制度,它与刑释人员的姓名变更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以此等规定否决刑释人员的姓名变更权,乃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刑释人员的姓名变更权同样属于基本权利,唯有人大立法才能限制或剥夺。在《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三局意见》均未剥夺刑释人员姓名变更权的情况下,各地公安机关发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擅自取消刑释人员姓名变更权,此诚显著违反姓名变更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诉讼中,法官理应对地方规范性文件实施合法性审查,而不是直接据此判决刑释人员无权变更姓名。刑释人员申请姓名变更,这是其重塑自我的一种表现,有利于他们顺利地实现再社会化。从立法到司法,均应有条件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