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台湾当局与尼克松政府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交涉

多年来,台湾当局始终反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为了安抚台湾,每次大使级会谈后都向其通报内容。然而,尼克松当政时期,美方向台方的通报却隐瞒了最敏感的内容,即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新表述和中美举行高级会谈的事宜。然由于美方的通报涉及与中方讨论"台湾问题"及签署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台湾当局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与抗议。蒋介石本人也深受打击,不再信任尼克松。尽管尼克松勉力安抚蒋介石,不断重申美国将坚守对台承诺,但都不能减轻蒋的疑虑。台美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而敏感。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1955年至1970年间,中美两国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使尚未建交的两国有了接触和对话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甚至化解了双方的对抗情绪。在15年的会谈中,两国大使通过多次交锋、博弈,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打开中美两国大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1954—1955年,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外交谈判,最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是当时中美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外交博弈的焦点。经过多次试探,中美双方在会谈中逐渐形成了等价交换的默契。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中方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钱学森回国与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而研究发现,探寻钱学森回国过程,应该放在建国初中共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结合50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日内瓦谈判、双方驻日内瓦领事间会谈、美国总统及有关部门的磋商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全过程进行分析。

有张有弛：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

从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上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到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５年春的台海危机，从１９５５年４月的亚非会议及随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１９５８年下半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关系经历了缓和—紧张—又缓和—又紧张的过程。两次缓和都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而两次紧张都是由于台湾问题。但即使在危机时期。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

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中美两国经历了一个从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到关系正常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实践的体现。它具体表现在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坚持政策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以民间外交促进国家关系改善等策略的运用上。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发端——以美方决策过程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坚决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态度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在华美侨回国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对中方从间接试探到直接接触,直至最终做出同中方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决策。本文拟从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产生的背景及美国政府在解决此问题的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方式入手,通过对美方各阶段决策过程的分析,说明在华美侨回国问题不仅是美方最初同中方进行接触的具体目标,更是推动这种接触不断深入并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同新中国政府直接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决策的现实动力。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1961年-1963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1年-1963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两国政府在敌对状态下的沟通对话提供了秘密渠道。双方探讨了打开僵局的各种可能性,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建立了私下会晤的机制。美国大使进了中国使馆,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同中国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握手谈话。1962年夏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中美及时沟通交底,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台湾当局继续干扰中美接近。美方试图从释放美囚、放宽禁运、交流互访等小问题入手,先易后难地逐步缓和关系。中方坚持先解决美国干涉台湾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段会谈虽无突破性进展,但在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中起了摸底和缓冲作用,为后来'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转折做了铺垫。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鲜为人知的一幕:“鲍惠尔案”与中美司法协助谈判

1957年12月12日,我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73次会议上提出两国就司法协助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并提出了协议草案。我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与美斗争的核心是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为什么又会提出司法协助问题呢?这得从“鲍惠尔案”谈起。

五、六十年代连接中美关系的一条“羊肠小道”——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4月23日下午1时30分,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中、印、巴、缅、锡(斯里兰卡)、泰、菲、印尼八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席间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重评1961—1968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中美关系激烈冲突与对抗的1960年代,华盛顿和北京竭力维持着双方惟一的直接对话渠道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本文在深入研究分析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原始档案及美国外交文件集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认为肯尼迪及约翰逊两届政府对中美华沙谈判渠道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努力在谈判桌上引入新议题。同时,中文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也重视华沙渠道。即使在中国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取消大使级会谈。这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都看到华沙渠道对处理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的作用,因而竭力维持其存在。根据以上档案材料,本文着重分析20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所处国际国内背景,研究探讨每次大使级会谈前双方相互的策略分析与预测、会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会谈后的对策及跟踪措施。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中美双方是如何看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利益与威胁,进一步论证这种对利益与威胁的考量是如何在谈判桌上反映出来的。本文结论部分分析中美双方维系大使级会谈的理由,剖析60年代大使级会谈未出现实质性突破的原因以及会谈的历史意义。

外交巨人——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始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结束,15年间,谈判136次,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周恩来始终站在最前沿.1955年4月18日,具有重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又十分诚恳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世界.尤其是他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发表的一个历史性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外交博弈

日内瓦会议开启中美大使级会谈之先河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中国政府派出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会。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但又通过与会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试探解决在押美国人问题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