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37条第2款第2、3句评注

从文义上来看,《民法典》第137条第2款第2句第1分句并非对本款第1句到达标准的具体化,而是特别规定。本款第2、3句采用了“指定/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立法模式,对于“数据电文”“指定系统”等来自相关示范法、公约的术语的解释可以参考其规则、说明与判例。但考虑到相关国际示范法、公约与本款第2、3句的实质性区别,在生效时间的认定上,仍须立足于我国民法体系下的基本原理。本款第2句第1分句应被目的性限缩为相对人指定了特定系统时,该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系统并通常可被相对人知悉时生效。若相对人指定了特定系统但数据电文进入了非相对人所指定的系统,适用本款第1句,以相对人实际知道时为生效时间。若数据电文未进入相对人指定的系统,须区分原因存在表意人侧或相对人侧处理。不论相对人是否指定了特定系统,若相对人实际知道时间早于通常可期待其知道的时间,以实际知道时间为准认定生效时间。

履行不能与合同终止——以《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为中心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新规定的“履行不能情形下的合同终止条款”是合同编部分最为重要的修订,曾引发高度关注与争议。该条文通过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机关终止存在终局性履行不能的合同,进而实现打破合同僵局的功能。本条的引入可填补立法的漏洞,且不会构成对现有合同法体系的颠覆或破坏。双务合同的风险负担及履行抗辩规则均无法有效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在法律适用上,“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构成要件旨在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未来应考虑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将本条扩张适用至金钱债务所引发的合同僵局;第580条第2款在适用上将可产生某种“外溢效应”。

超越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之争——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再解释

对于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解释,学界存在基于共犯独立性说、基于共犯从属性说以及基于单一正犯体系三种路径。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一种规范的、功能的单一正犯体系,根据这一体系的理论,应当将刑法第29条第2款解释为"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没有得逞"。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只是一个注意规定,即在没有这一规定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可以直接适用刑法关于犯罪的预备和未遂的规定对教唆预备和教唆未遂进行处罚。

刑法第204条第2款定罪之辨析

我国现行刑法第204条关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依据不同的犯罪主体,分两款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犯罪行为的定罪处罚作了较为详实的规定。第1款规定了对于一般主体即一般单位和个人的骗税行为的定罪处罚,第2款规定了对于特殊主体即缴纳了税款后的纳税人实施的骗税行为的定罪处罚。该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

论教唆犯刑事责任的边界——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中心的展开

确定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核心在于选择合理的共同犯罪体系,重点在于把握共同犯罪流程演化与因果关系变动。区分制与教唆犯从属性原则在教唆犯与实行正犯之间建立三重因果关系,确保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违法的共同性与责任的个别化,是明确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前提。基于此,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主线,根据犯罪流程的演化及因果关系的变化可知:被教唆者的行为尚未进入预备阶段,不存在犯罪性问题,教唆者绝对不可罚;预备犯之教唆者相对可罚,为照应预备犯的处罚规则,应将《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处罚规则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被教唆者僭越共同犯罪合意的场合,应根据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实行之罪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关系来具体归责。

以案例为蓝本解读《刑法》第63条第2款之适用

《刑法》第63条第2款之适用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都有不同的理解。以引起广泛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及其他相关案例的判决为蓝本对"案件特殊情况"的范围进行考察,它应当包含国家利益和个案特殊情况两个方面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直接改判和复核程序不应设置应是该条款的当然之义。减轻处罚既可以是刑种的减轻,也可以是多种刑格的减少,但不能减轻为免除处罚。

解析《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款(b)中的“外汇管制法规”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款(b)的目的是使与成员国"外汇管制法规"相违背的"外汇合同"无法执行,但是基金组织并没有对"外汇管制法规"做出正式的解释。实践中,一项专门的立法是否构成《基金协定》第8条第2款(b)中的"外汇管制法规",主要依靠各国法院自行判断。通过对各国法院司法实践的阐述、对比、分析可知,"目的标准"是目前判断"外汇管制法规"的最佳选择,有利于各国法院实践在未来实现统一。

《婚姻法》第32条第2款新释——基于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视角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关于离婚之规定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判决"不准离婚"。文章试图从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视角重新详细阐释该款规定的真实涵义和立法精神,揭示出原有理解的错误性和法律解释、司法实践的违法性。进而必然地,建基其上的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也是非法的和错误的。在当代中国,应正确认识婚姻的本质及其与国家之间的正确关系,尤其要明白国家之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离婚中仅具有消极功能。

“携带凶器抢夺”适用的思考——刑法第267条第2款释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对“携带凶器抢夺”的两种情形明确界定为抢劫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携带凶器抢夺”的适用存在困难和分歧;因此应正确对“携带凶器抢夺”予以定性,并正确适用其构成抢夺罪、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的情形。

预期违约制度之比较剖析——兼论《合同法》第94条第2款和第108条之规定

预期违约在现代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预期违约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比较法考察,将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进行比较,进而对预期违约制度的构成要件和补救措施等作了系统分析和探讨,旨在对我国合同立法有所启示。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新探——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罪”的研析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罪"是罪名抑或是犯罪行为,理论界和实务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理解。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构成要件判断原则、犯罪的严重性与常发性并重原则,紧扣立法精神和立法宗旨,对8种"罪"逐一进行研析,以准确界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及所触犯的罪名。

监察机关瑕疵言词证据的印证与补强——以《监察法》第33条第2款为中心展开

《监察法》第33条第2款具有"委任性功能",其作用在于明示将来制定监察证据规则时需要参照刑事审判证据规则。"与刑事审判相一致"的监察证据标准,并非要求监察阶段所获取的所有证据都要"以刑事审判为标准",而只是要求监察阶段所获取的证据不能与刑事审判证据规则形成实质冲突,允许监察机关对程序性和证明力瑕疵的证据加以补正。基于此,为保障高效反腐目标的实现,对瑕疵的言词证据不能一律予以排除,而应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为价值立足点,有限度地允许其补正。对于监察机关所获取的瑕疵言词证据,应根据其用途,分别在监察阶段加以补正和在刑事诉讼阶段加以补强来强化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形塑高质量的言词证据奠定基础。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再思考——采“罪名说”立场

理论上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罪名说”和”罪行说”两种理解。”罪名说”认为法条规定的为八种罪名．而”罪行说”认为法条规定的是八种行为，并且司法实践界普遍采取的是”罪行说”。笔者主张”罪名说”．并且同时认为对此处”罪名”的理解不应太狭隘、太机械，即使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通过”罪名说”同样可以得出追究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的结论。

关于《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思考

新《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了公司高管股份转让的"数额限制"。究其立法理由,我国学界有"防止内幕交易说"和"利益捆绑说",立法理由其实不成立;就本款规定的明确性及与其他法规的协调性等立法技术而言,也存在多项缺陷。综合考察域外相关规定的立法理由,我国本款规定存在缺陷,且其立法理由不成立,立法机关应修正立法理由并完善本款规定。

略论新刑法第81条第2款的溯及力

新刑法典第８１条第２款规定的“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溯及力问题，目前理论界、司法界一种观点认为“该款有溯及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对部分案件有溯及力”，两种观点均欠科学性。对该款规定应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担保法》第51条第2款修改之我见

小陈为向当地建设银行申请个人消费贷款，用其所有的一辆“夏利”轿车作抵押，该车价值15万元。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就该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小陈驾车在外途中，被一辆货车由后面追尾，造成夏利车严重损坏，价值减至9万元。经查：造成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在货车司机。在交警的调解下，货车司机已准备赔偿小陈经济损失5万元。

从一件审查逮捕案件看如何区分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与第269条的问题

案发前,程正华与程东合谋抢钱,并向程东出示过匕首,案发时,程正华亲自抢包,但未向被害人出示过匕首,程东假借问路,阻拦被害人及时抓捕程正华,后逃跑,程正华不知主犯用匕首拒捕的情况。程正华在逃跑过程中,使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抗拒抓捕。程正华没有向被害人明示或暗示凶器,仍然应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而不是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程东对程正华携带凶器这一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并且为之逃匿提供帮助,也构成抢劫罪的共犯,两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①第4条规定的情况,应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从该款规定看,债权人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已经结束,也即其实体权利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因此不能诉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这一主债权。但是,在其主债权已经因为诉讼时效结束而不能主张的情况下,该款规定其还可以行使担保物权这一从权利是令人费解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浅析审查意见中申请文件不符合专利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的答复思路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的特殊情况,详细分析了在遇到审查意见中指出申请文件不符合专利法第9条第2款的问题时,可以考虑采用的答复思路,并分析了不同答复方式的可行性,以期为申请人或代理人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和借鉴。

不得盲目扩张《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限于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涉外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中外合作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合同,并不适用于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未将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变性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场合,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应为无效,而不是未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