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解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3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加入议定书”)第3条在“不歧视”标题下,规定: “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者外,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个人与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在优惠上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与企业的待遇: (a)生产所需的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和他们的货物在本国市场上或为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方面所依靠的条件;

WTO规则视角下的中欧汽车贸易纠纷——论欧美国家对中国违反GATT1994第3条的指控

目前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的汽车贸易纠纷已经进入WTO专家小组程序。欧美国家提出的一个指控是我国《汽车发展政策》和《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等法规违反GATT1994第3条的规定。通过分析后认为:我国的上述规定并不具备违反GATT第3条第1款、第2款、第4款和第5款的构成要件,因此欧美国家的这一指控是毫无法律依据的。

论环境税在GATT第3条中的法律地位——基于“平等对待条款”解释的视角

由于环境税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所以采取环境税的国家通常会在相关立法中制定涉外条款来保护本国产业。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对GATT第3条"平等对待条款"的解释来看,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倾向于限制各国的环境规制自由,环境保护作为"平等对待条款"免除对象的可能性不大,环境税在GATT第3条中难以获得合法性地位。

TRIPS协议第3条“国民待遇”研究

TRIPS国民待遇的受益人需要分别援引四个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才能确定其范围,还包括没有参加四公约的WTO成员方国民,这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国民的范围。第3.1条承认四公约中国民待遇原则和例外规定并予以纳入,TRIPS的逻辑是在尽最大可能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融为一体的同时,在必要地方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现代化。第3.1条允许的"国民待遇"例外主要指4个国际公约各自规定的例外,以及对版权邻接权特别规定的例外。原有公约的各自例外规定均构成该协定的例外。TRIPS第3.2条规定了在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并为在TRIPS框架下适用《巴黎公约》施加了一些条件。

WTO视角下的《2004/24/欧盟指令》——与GATT1994第3条的相符性分析

《2004/24/欧盟指令》专门规范了传统植物药的入市条件问题。由于它规定了极为苛刻的准入条件,我国生产的中成药均无法通过入市审核,致使中成药不能进入欧盟市场,由此严重妨碍了我国中成药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出口。为此,本文将以GATT1994第3条规定为视角全面分析了该指令与GATT1994第3条规定的相互关系,并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相关判例,从法理上探究并论证了《2004/24/欧盟指令》与GATT1994第3条规定相冲突的违法性。

九家湾断层组第3条断层通过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段的位置综合勘探

九家湾断层组是全新世活动断层,其第3条断层北东向延伸通过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北京路段。通过分析已有成果并结合新发现,在该断层可能通过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北京路段的位置布设浅层反射波地震勘探测线,通过分析时间剖面发现了断层异常点位置,在此基础之上布设人工探井进行验证,分析人工探井联合剖面探测成果发现异常段标志地层存在错动迹象,最终确定出断层的准确位置。研究表明,人工探井联合剖面探测标志地层更为直观可靠,探测精度高,是验证浅层地震勘探异常的技术方法有效补充。

立法的缺陷与解释的尴尬——对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的剖析

本文认为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 3条第 1款在立法上存在将诉讼职能与各部门职权混为一谈 ,种属概念并列 ,逻辑混乱 ,条款中罗列职权的排序未能反映出各项权力间的主次轻重 ,以及随着侦审制度的改革 ,使预审处于难堪之地等问题 。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3条的域外管辖

互联网具有无国界性,数字经济时代的跨境数据流动愈发频繁,个人数据的安全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立法动向。GDPR作为欧盟通过的严格保护个人数据的条例,在第3条规定了域外管辖条款,可基于设施标准、目标指向标准和国际公法原因对发生在欧盟域外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或位于欧盟境外的相关企业实体进行管辖。该条款具有国际法上相应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条款用语模糊,具有过度域外管辖倾向等问题,这与GDPR立法的价值目标和欧盟的经济政策不无关系。通过司法实践对模糊概念的探索,对限制域外管辖因素的考量等,能够进一步发挥GDPR在国际数据保护立法上的领军作用。

《著作权法》第3条中作品类型列举的性质——兼评“杭州西湖音乐喷泉侵权案”一审判决

《著作权法》第3条是对作品类型的列举。将《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作限定性列举解释，不具合理性。在正确解读“包括”一词和“其他作品”条款的基础上，《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应作示例性列举之解释。基于此，《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不构成作品认定的限定要件。

从GATT第3条的解释看环境税的合法性——基于“平等对待条款”解释的视角

由于环境税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所以采取环境税的国家通常会在相关立法中制定涉外条款来保护本国产业。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对GATT第3条"平等对待条款"的解释来看,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倾向于限制各国的环境规制自由,环境保护作为"平等对待条款"免除对象的可能性不大,环境税涉外在GATT第3条中难以获得合法性地位。

基于文本视角之刑法第3条和第12条关联性解析

刑法第3条是罪刑法定的规定,它以第452条对现行刑法有效性为基础而展开,但并不含有刑法不溯及既往所必有的三个自然时日之结构,因而它无法容纳不溯及既往意涵。刑法第12条在秉持刑法有效性基础上,专门对刑法及其修正案施行日前实施终了的旧行为,如何适用罪刑法定做了制度层面的规范性设定:它包含了第3条的全部意旨,只是仅限定其适用于旧行为。在实现有效性刑法法源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有利于行为人刑事处遇的改善,选择性地设定罪刑法定及其适用,而不溯及既往只是其选择性适用的表现之一;因而它才是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全部意蕴所在,且含有该义项所必需的三个自然时日。就地位与意义而言,第12条远远超出第3条意旨,尽管由于其适用的对象与场合要小于第3条。

新解刑法第3条:条文式罪刑法定与法典式罪刑法定之集成

刑法第3条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具体关系存在不同解读。唯一正确的理解可能是刑法第3条前半段是基于刑法条文的罪刑法定,后半段则是基于刑法典的罪刑法定。中国刑法较少从刑法条款尤其是分则条文之视角来讨论罪刑法定;刑法条文既是定罪的规范,也是决定刑罚的规则;总则诸条款的适用无不以分则条款之适用为前提,分则条文几乎都实践并反映着罪刑法定。第3条反映了以条文式罪刑法定为基础的法典式罪刑法定,进而记载并反映着支撑中国刑法根基的罪刑法定。因此,第3条文本正确的表述顺序可能是"本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谈判争论及其启示

在谈判缔结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外交会议上,围绕是否以及如何规范国内武装冲突问题,各国与会代表展开激烈争论。分析争论可发现:政治考虑贯穿谈判过程并构成人权和人道的实现途径;国家关于武装冲突分类和定性问题的战略考量没有根本变化;军事行动中应注意尊重和遵守相关规则,以免陷入被动;须保持人道观点与法律观点的平衡,进一步完善规范国内武装冲突的法律规则。

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的适用规则解读——对新《商标法》第59条第3款的分析

2013年8月30日通过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可谓是此次修订的最大亮点,其首次设定在先使用人的在先使用权,较好平衡了商标注册人和在先使用人的利益。但是该条款表述较为抽象,如"一定影响""原使用范围""适当区别标识"等术语都需要进一步的解读。文章结合新法相关条文,对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的适用规则进行分析,对商标在先使用权的构成要件、认定难点与困境进行重点解读,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解释与南海仲裁案

针对是否要依据一定标准限制岛屿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这一问题,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谈判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在第121条第3款做出模糊性规定,该款不仅未明确定义岩礁,而且回避了对岩礁与岛屿进行精确划分。《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解释是众多国际法学者关心的问题,然而国际法学者的解释并不一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实体问题裁决中对《公约》第121条第3款进行解释,并据此判定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所有岛礁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岩礁"。仲裁庭对《公约》第121条第3款进行的解释以及对南海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均存在明显缺陷。

论争议海域各方在达成划界协议前的国际法义务——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第3款的考察

因为勘探开发、海上测量、巡航执法等问题的存在,尚未达成海域划界协议的国家之间在争议海域常常发生摩擦。争议各方在达成划界协议前的行为是否受到约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第3款就此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各方在此期间履行"尽一切努力达成临时安排"及"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达成"的义务,而相较于划界原则和争端解决程序,划界协议前的各方义务问题并未引起理论研究的足够关注。因此,在梳理条款制定过程、分析条款之目的和宗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该条款项下两项义务的含义,并针对中国处理当前的海域争议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就变得尤为重要。

从立法宗旨角度探讨发明保护和行政效能的提升——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3款及相关规定的解读

本文以一个具体案例为依托,从立法宗旨角度对《专利审查指南》中涉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3款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各界在修改文本可接受性方面存在的分歧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并在合理预判文本可接受性方面给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判断思路。

山东招远案引发的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思考

山东招远惨案发生时，现场围观群众无人上前制止。若有群众实施防卫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其是否有防卫权呢？若群众实施防卫行为，致使六名施暴者或伤或亡，只为拯救一名受害人的生命，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呢？本文将从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性质定位出发，寻求问题的答案。

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路——以《监察法》第33条第3款为视角

我国《监察法》以“对标”刑事诉讼证据体系的方式创设了监察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了对于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监审一体化”,不仅能够体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根本意志,而且也能使监察机关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监察法》第33条第3款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提供了证据方面的衔接依据,但还需进一步细化。为保障监察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应当兼顾司法与监察整体规律与秩序,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置相对分离的“二元主体”,也应重视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合法性的“外部审查”等。

农友须知的《种子法》重要条款

第3条 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