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第351条第1款第2项之适用

一、引言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是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新增设的一个罪种。由于20世纪50年代禁毒运动以后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为基本上绝迹,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规定制裁这种行为的单独罪种。基于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为日趋严重,1986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合同中个人信息处理)评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确立了合同订立与履行中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就“合同”的适用应限定于民事合同关系;“订立与履行中”可解释为从先合同义务中的“合同准备”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全过程。主体要件“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应作目的论限缩,个人信息主体需满足年龄与民事行为能力双重要件。对“必需”的判定应当以合同目的作为判断基准,且禁止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直接作为合同目的,必要时可引入“场景理论”模型开展续造工作,结合合同类型、合同关系的内容以及基本目标,比照规范性文件、交易习惯等予以确定。

关于劳动者即时解除制度的反思——以《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为中心

关于工伤伤残职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第2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被迫即时解除,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存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内部冲突”等立法缺陷。这些缺陷是“肯定说”产生的直接原因。“肯定说”基于严守规范文义原则,裁审中对劳动者被迫即时解除权产生的一般要件不做要求和考量,不仅使劳动者被迫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立法目的在法律适用中不能实现,而且导致裁审结论中解除权依据指向不清,引发工伤伤残职工通过解除劳动合同追求经济利益产生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完善《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这一兜底性规定时,一方面应避免列举遗漏;另一方面应展现劳动者被迫即时解除发生的一般性要件,弥补单纯列举模式下一般要件概括性不足的缺点。

已撤销商事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实证研究——以Chromalloy案为例对《纽约公约》的适用分析

在传统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仲裁裁决被撤销即丧失效力而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以至美国法院与法国法院承认与执行被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庭对Chromalloy案的裁决在仲裁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商事仲裁日益国际化与趋同化的形势下,探讨《纽约公约》框架下第5条第1款(e)项与更优惠权利条款的适用,对被裁决地国撤销的仲裁裁决能否在被申请国承认与执行问题的解决与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WTO国民待遇原则在《TBT协定》适用中的新发展

由于《TBT协定》中缺少类似《GATT1994》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因此上诉机构对该协定第2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不低于待遇"要求的判定适用了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以维护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根据该标准,如果技术法规对进口产品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源于合法监管区分,那么该法规就不构成对"不低于待遇"要求的违反。然而,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能否真正保障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值得怀疑,因为该标准不但本身存在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与《GATT1994》第3条第4款和第20条的适用法理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导致成员方就同一事项在不同条款下享有不同监管自主空间。我国宜在今后TBT案件的参与策略和技术法规的制定两方面着手应对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