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宣告无效后原专利权人的利益保护——以《专利法》第47条的理解与适用为中心

基于专利权的特殊性,即使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专利权人也存在一定正当利益。《专利法》第47条也包括对原专利权人利益的保护,从而达到利益平衡的目的。但从《专利法》第47条司法适用现状分析来看,原专利权人的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对此应从其立法目的出发,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出解释,采取对“恶意”和“显失公平”情形予以审慎适用和在合同中事先约定违约金等方式实现对原专利权人的利益保护。

《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条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正的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张,增加了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转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激烈争论;有关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也一直是争论焦点。为此,有必要分析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解构,对《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建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模式,建议采用“许可权”;网播组织目前无法享有广播组织权,建议结合网络广播产业实践,在维护国家新闻传播权威性的基础上,探索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可行路径;以“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能够避免“信号”“节目”之争,因为广播组织权控制的主要是传播行为与传播渠道;赋予广播组织网络同步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技术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我国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条款的内涵重释——对“加重的法律保留”的限制性解释

我国《监狱法》第47条关于监狱检查以及扣留罪犯信件的规定,从外观上看似乎与《宪法》第40条的表述不符,且在实践中诸如“法院调取通话记录”情形中的合宪性问题亦引起了学界广泛热议,学者们结合各种理论学说针对《宪法》第40条或一般性法律条文提出了修改建议或各种解释进路,却忽视了法律条文本身的独立价值(即论证性商谈)与具体场景中所适用条文的选择(即运用性商谈)之间的差异。“交警查手机”“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以及《监狱法》第47条对罪犯通信权的限制性规定这三大实例虽然都有着各自问题的特殊性,但亦有着逻辑上的共性,即首先需要认识到加重的法律保留即“限制的限制”在具体场景中并非完全缺乏限制,进而才能在条文的具体适用中探寻出一个合适的对加重的法律保留加以限制的解释方案。如,就《监狱法》第47条的合宪性问题而言,应将对条文制定目的,以及对该条文与基本权利条款之间的实质关系(而未必是严格的逻辑关系)的分析相结合。

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指导案例第66号的(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5号判决,明确将《婚姻法》第47条“离婚时”扩大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民法典》第1092条将“离婚时”予以删除,以彻底避免实务争议。该条中,“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所对应的财产范围应指被非法处置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在“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证明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便宜。此外,《民法典》第1092条还新增“挥霍”作为“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典型行为之一,体现了我国的法律进步。

解释作为行政协议效力判断的前提——从预征收补偿协议效力的判断切入

行政协议具有独立于法定效果的规范性内涵。在协议效力判断上,立基于行政活动形式学说的合法性审查进路,有悖行政协议的规范性内涵及协议行政的自治性要素。协议效力的判断,应当首先对协议内容予以解释以明晰其规范性内涵,然后对规范性内涵进行效力性评价。在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范式中,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具有形成行政合法性的规范意义,违法性标准在协议场景中应有所变化。法秩序对行政协议的拘束,应当着眼于相关的具体法律规范,经由法律解释后区分程度地实现。相关的具体法律规范需要适应协议行政场景的新理解,协议效力的判断发挥着塑造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动态功能,解释与说理尤为重要。预征收补偿协议依其内容应解释为公私双方就征收与补偿所形成的意定之债,当事人的协议内容自由受法秩序拘束,表现为须批准的法定生效要件。该协议的生效,首先取决于法定要件的满足,然后由协议对生效的具体意定情况综合决定。

专利权无效之后的处置:“治/乱”的政策选择

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对业已发生的技术交易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无论是已经履行还是尚在履行的交易合同,都面临权利依据丧失合法性的难题。对这一法律困局的处置,《专利法》第47条原则性地放弃了"公正/不公正"的立场,转而采取"治/乱"的政策选择。事实上,这一政策标准的选择具有相当的世界性意义。为消弭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不满,《专利法》第47条修复性地将"公正标准"作为例外规则,预设了宽松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具有公私法混合、功能多样性和适用范围有限三方面特征,能够实现惩罚、制裁、遏制和激励四种功能。适用惩罚性赔偿要符合法律明定、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和因果关系等四个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适用范围过窄、请求权主体单一、法条竞合、"明知"的确切含义等,需要予以完善。

惩罚性赔偿、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美国经验

在中国,由于存在大量的消费产品以及产品缺陷的不可避免性,基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势必产生。在解释第47条时,中国的法官和学者可能会希望学习一些美国的经验。在过去20年中,美国很少有比惩罚性赔偿法律变化得还快的法律领域。虽然法官或陪审团以前在涉及极端行为的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几乎毫无约束,现在,美国州法和联邦法律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限制。在美国的许多州,制定法与司法先例在很多方面限制着法院做出惩罚性赔偿的判决,比如限缩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的行为类型、提高证明标准、限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由州罚没以及限制在替代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在联邦宪法中,通过审查惩罚性赔偿和填补性损害赔偿之间的比率,以及禁止第三人基于非当事人的损害获得赔偿,正当程序原则也发挥着限制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这些发展进行检验,将有助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