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与魏玛共和——以《魏玛宪法》第48条为中心

从立法实践来看,《魏玛宪法》是全世界第一部内置紧急条款的宪法,魏玛共和国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议会民主制度的“政治试验”。后世对这部宪法的评价毁誉参半:一方面,《魏玛宪法》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从宪法字面上看,它可谓是最符合当代西方法学家口味的宪法,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另一方面,由于魏玛宪法中设置了一个保留君主权力的紧急条款(《魏玛宪法》第48条),德国宪法学界对之一直聚讼纷纭。

可转让信用证研究——UCP500第48条解析

可转让信用证以其优势在中间贸易中广为使用,UCP500的第48条对其进行了详细规定。可转让信用证转让的最终决定权在银行,通常只能转让一次。对可转让信用证的修改接受与否,通常由第一受益人决定。中间商可根据第48条的规定隔绝最终买方和卖方的联系,并通过修改信用证赚取差价。可转让信用证对第二受益人风险较大,可通过增加转让行的责任来减少该风险。

利益平衡视角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优化研究——兼论《公司法》修正草案第48条

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制度,在历次修改变化中呈现“由紧趋宽”之势,但仍未解决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失衡的问题。2021年,《公司法》修正草案第48条对公司存续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进行规定,以寻求股东期限利益和债权人利益之间的进一步平衡。尽管该条文有望解决实践中债权人仍面临的认缴股东出资不确定性问题,但在认定条件、申请主体、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加速出资范围和设计方面仍有存疑之处,亟待予以释明。建议修正草案第48条在认定条件上纳入新的标准,在申请主体上扩大至实缴股东,在举证责任上实行债权人举证责任倒置,在加速范围及方式上进行合理界定,从而对股东出资加速制度予以进一步优化。

司法天平上的标志性砝码—析新著作权法第48条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已于2001年10月27日公布并施行。如果说此次修订为我们带来了一架更为精确的正义天平的话，其中新加入的第48条就是这架天平所附带使之更为精确的最重要的砝码。

针对《动物防疫法》个别条款的修改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颁布三年来，在实际工作运用当中，越来越体现了它的不足和缺陷。例如，法律责任一章第48条、第49条和第50条，笔者认为有如下不妥，应作修改。 一、第48条、49条的没收违法所得中的违法所得很难查实。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是有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他们采取各种隐蔽的或者是公开的暴力手段，逃避检疫，非法经营，危害社会，加上客观上由于流动人员的增加，城乡结合部的管理松懈，动物、动物产品的流通日益大范围地频繁化等等这些不利因素。比如，他们从农村收购，到城市的饭店、宾馆、食堂直接销售，几乎躲避了诸如屠宰检疫、市场销售检疫等所有的检疫环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无论从当前的人力、物力上，还是从现有法律所赋予的检查手段上，都无法积极有效地控制、防止动物防(检)疫的违法事件发生，更难查获违法分子的已经销赃灭迹了的违法所得。 二、由于违法所得很难查实，大大削弱了《动物防疫法》的作用。法律设置法律责任的目的是以惩罚为手段，保障和促使人们遵纪守法，如果惩罚这个手段，不能达到人们遵纪守法的目的，那法律的制定将失去意义。《动物防疫法》第48、49条中的违法所得正如第一项所述很难查实，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就会因没有证据支持没收这种行政处罚而显得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违法者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惩罚，法律在此就失去了预防、惩戒的作用，《动物防疫法》的立法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相对人逃避检疫即使被查获，依第49条的规定，也只能是依法实施补检，收取的检疫费与相对人主动报检、主动接受检疫完全一样，丝毫不能增加相对人财产上的负担，因而法律显得软弱无力，也容易诱导、指引相对人竞相效仿，逃避检疫。 三、对以上所述的问题，笔者认为，对逃避检疫的行为，在处以结果罚的同时，应处以行为罚。只要相对人实施了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行为，不管有没有所得，也不管所得有多少，除没收违法所得外，都得给予一定数额的罚款。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惩戒、指引作用，警示那些不稳定分子。 四、第50条关于不执行凭检疫证明运输动物、动物产品规定的问题。托运人实际上也是经营者，主观目的是逃避检疫，或者是偷逃检疫费，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会与运输费用有联系，运输费用只是承运人所追求的利益，托运人所追求的是运输的货物上(即动物、动物产品)的利益。根据罚当其过的原则，对不执行凭检疫证明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托运人，采取与货物价值或数量相关联的处罚比与运费相关联的处罚更为适宜。其次，逃避检疫对社会的危害决定于所避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质量越差，数量越大，危害就越大，而运输费用的多少与社会危害程度不成比例关系，运费多的，社会危害不一定就大，运费少的，社会危害不一定就小，以运输费用作逃避检疫的处罚基准，有悖于法律责任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一致的原则。 (编者注：本文内容，纯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或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新法抑或旧法:法律修改后未变更条款属性之辩

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期间,有学者就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同《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之间“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其背后是法律修改中的未变更条款究竟属于新法还是旧法的争议。其实,未修改条款与修改条款一并构成了新的法律框架,但从效力、内容和功能上看,并非如有观点主张的基于“修改法律的决定具有一部完整新法的属性”,而是修改条款的更新效应体系性外溢的结果。这种外溢在法律修改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技术上均能获得充分论证。不过,即使证立了《传染病防治法》“新的特别规定”身份,仍不宜直接机械地适用《立法法》第103条的冲突规范,而应突破条款间零和博弈的简单思维,充分结合两部法律各自的目标、功能和规范语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第48条第2款第2项行使法律解释权,以科学回应法治实践的多样化需求。

专利审查中公众的角色——由“罗格列酮”专利无效案说起

近年,发生了多起影响重大的药物专利侵权和无效案件,例如,辉瑞公司的＂伟哥＂专利侵权和无效纠纷、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盐酸罗格列酮专利无效纠纷等。

中国股市流动性风险与价格稳定机制研究--基于波动率预警的视角

证券市场可采用两种稳定措施防止市场暴跌:事后熔断与事前预警机制。基于美国第48条规定(Rule 48)的波动率预警框架,采用同时反应波动率与流动性的逆流动性期权分析上证综合指数。结果显示,股市重挫前1到6个月具有高波动率与低流动性的特征,在缺乏流动性下,熔断机制有可能造成投资人提前卖出的"磁吸效应",反而加速市场震荡。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波动率期权预警能力最佳,还符合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预警能力可比性、有效性与一致性等稳定效果,将协助监管层更准确的提前判断市场暴跌是否真正来临。

死罪概括加重情节的解释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刑法规定的68种死罪中,具有概括加重情节的就有40种。在死刑的立法控制存在较大困难而司法控制成为现实的路径选择时,合理解释死罪概括加重情节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客观、主观和人身危险性认定三个相统一的内容,故应避免唯数额论和唯后果论二种纯客观的倾向。刑法总则第48条确立了解释的界限和框架,通过总则和分则结合、规范与事实类推,具有概括加重情节之死罪的司法控制目标即可达成。

略论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公共利益是法律关系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因而也注定是任何一部法典的中心话题.若就实质意义而言,著作权法中的每一个条文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触及到公共利益问题.为论述之便,本文仅讨论《著作权法》及其各相关条例中包含有“公共利益”一词的条文——它们也可称为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