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

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归义军时期，曹元忠主持开凿的一个大型洞窟，窟内主尊供奉文殊菩萨（现已失），因此俗称“文殊堂”。该窟甬道经后代重修，并在两壁绘制了炽盛光佛图，两壁的内容和画法大体相同：炽盛光佛坐于车上，车后插龙旗，周围有九曜星神簇拥，画面上部彩云中画出二十八宿神像，彩云中还穿插画出黄道十二宫。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

诸家学者以《广清凉传》卷下载录的湖南楚王于公元947年送供五台山的记载而判定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为947年或该年之后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笔者从该五台山图中"永昌之县"的设置时间、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完工时间以及其它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察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应为943年至947年之间的农历四、五月份。

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近期被推定为西夏国时期之物,认为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繁荣,元代衰落,元代没有能力修造诸如61窟之类的大窟。其实,恰恰相反,西夏时代敦煌地位不彰,元代后期敦煌成为蒙古西宁王所在地,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文殊洞外的皇庆寺由西宁王速来蛮修建,此人驻守敦煌20余年,却被误读作访客;助缘僧多用汉文西夏文合璧题名,被误认为西夏国时代特有现象,其实元代西夏文更流行,汉夏合璧题名更是元代多见,西夏国时代少见;甬道南北壁的助缘僧题名,汉姓与西夏姓各居其半,与元代情况近似,而与西夏国时代迥然有别;甬道北壁的供养人被误解为僧人守朗或西夏国师,甚至被误视作出家为尼的西夏罗太后,其实应为元代后期施资重修莫高窟61窟甬道和皇庆寺的施主西宁王速来蛮,其瘗窟很可能就在该窟甬道之北壁。莫高窟第61窟是元代敦煌西夏人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重修的,可称作元代西夏遗民窟,至于'西夏艺术风格',目前的界定较为混乱,不足以作为石窟断代的依凭,需要结合银川山嘴沟石窟、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等,予以重新界定,从而为西夏石窟的确定建立较为可信的坐标。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灵口之店推磨图”之我见

敦煌莫高窟第 6 1窟著名的五台山图中的“灵口之店”图 ,历来被认为是“推磨图”。笔者经过考索 ,认为这是一幅“杠子压面图”。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屏风画《佛传·涅槃图》榜题研究

本文对莫高窟第61窟《佛传·涅槃图》作了图像解读,并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发现一件莫高窟第61窟《佛传·涅槃图》榜题底稿抄件,即S.4270V《涅槃经变榜题底稿抄件》。本文最后对莫高窟第61窟《佛传·涅槃图》与莫高窟第148窟《涅槃经变》的渊源关系作了探讨。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

通过对莫高窟第61窟与皇庆寺关系、窟前上层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壁画内容、绘画风格、西夏、元二代莫高窟营建史实等问题的研究,否定了甬道壁画绘于元代说,详细交代了可能绘于西夏的历史事实。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灵口之店”性质再议

高启安先生提出了“灵口之店图是杠子压面图”的新论点,但这一论点并不成立。事实上,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的“灵口之店图”是推磨图而非杠子压面图。灵口之店图为左旋石磨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对认识石磨的运转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蠡探

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西夏重修甬道时在南北两壁绘制大幅炽盛光佛出巡与回归图,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有改绘痕迹。有关其身份,学界有僧守朗说、西夏国师说、速来蛮西宁王说等三种观点。该供养人像配备持伞盖侍从,参考西夏史籍及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其身份很有可能是西夏晚期的皇(太)后。另外,西夏仁宗及皇后罗氏笃信佛教,多次举行大规模法会活动,亲赴河西礼佛烧香。因而,该供养人可能是罗太后。

论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古典之美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体量宏伟、内容繁杂,建筑、山水、人物取法大唐“古典”范式,在“敦煌石窟美术史”中可谓“独树一帜”。《五台山图》是五代曹氏时期以“画院制度”为背景的“宗教美术”遗迹,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九月绘成。该图实证了“丝路审美”图像的“趋同法脉”,融通着“艺术史”空间场域的“承新自生”。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不仅是敦煌“五台圣迹”的集大成,也是五代、宋之“非审美”参考的“艺术史”的重要补充。

S.2687写本与莫高窟第61、55窟的关系

S.2687写本由两件文书组成。其中第一件文书是莫高窟第61窟建成时举办法事活动的疏文,第二件是莫高窟第55窟建成时举办法事活动的疏文。据文末题记可知,第61窟建成于天福十二年,即947年;第55窟建成于乾德二年,即964年。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莫高窟第61窟佛坛造像蠡测

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中部为一泥砌马蹄形佛坛，重层须弥座形式，分上下两层，周匝塑绘73个壶门，内绘伎乐。佛坛上原有塑像，据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随行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CharlesNouette）所摄照片，佛坛造像在伯希和于1908年抵达敦煌之前已遭损毁。

莫高窟第61窟《维摩经变》新识

本文认为,归义军曹氏时期《维摩经变》的图绘显示,《维摩经变》并未因维摩信仰的边缘化而衰落,两者间此消彼长的反常现象,实际上是以《维摩经变》自身图式结构与宗教形象为动因。在文殊信仰广泛盛行的归义军曹氏时代,《维摩经变》的视觉主体已由维摩诘转换为文殊师利,以莫高窟第61窟为代表的五代时期格局宏大的《维摩经变》的图绘,实际上是基于其时之文殊语境。在维摩信仰已呈颓势的归义军曹氏时期,《维摩经变》逆势而行的图绘与表现,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合理显现。

敦煌艺术经典

供养人莫高窟第61窟东壁五代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时期曹元忠的功德窟。此窟在东壁南侧画出了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第一身为曹议金(曹元忠之父)的回鹘夫人,第二身为曹元忠姊,即嫁给甘州回鹘可的天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