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所引《説文》的學術價值

敦煌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殘卷中引用了大量的《説文》内容,爲《説文》及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文章從辨析清人《説文》學説、版本、語言學三個方面的具體内容對殘卷所引《説文》的學術價值進行分析和探討。

《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

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和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这两种行记,是研究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域历史与地理的极其重要的史料。《西游录》元代后就罕有流传,清代仅有节录本存于元人笔记中,得以供学者研究。而日本则保存有旧抄足本,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出版并再传回中国,不仅对研究来说至为重要,而且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黑鞑事略》原刊本也久佚,向无善本,明清间以抄本流传,至近代方有刊本,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均十分重视。近代大儒沈曾植则是最早为此两种要籍作注的学者之一,沈氏笺注本为作者首先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

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反切考

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引《说文》反切共九条。通过对九条反切内部分析和外部比较,《说文》反切来源不仅有"述",而且有"作",注音时代应在《字林》之后、刘宋之前。

《唐贤三昧集》诸笺注本之增入序跋论析

学界研究王渔洋《唐贤三昧集》往往比较关注王渔洋自序及姜宸英、王立极两人的序,但对于《唐贤三昧集》的几种笺注本中增入的几篇序跋却缺少关注,而这几篇序跋对理解清初"诗坛圭臬"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克服学界以往偏颇,对这几篇相关的序跋给予解读与重视。

笺注本《切韵》引《说文》体例研究

《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然而经过历代的传写,而渐失本原。笺注本《切韵》以陆法言《切韵》为底本,以《说文》为主要的订补依据。笺注本《切韵》成书早,又为敦煌文献,因此用该书所引《说文》来校定今本《说文》很有价值。但其引《说文》涉及多方面内容,相应的格式及用语不一。由此在全面整理引文的基础上总结其引用体例。

清代几种唐集笺注本略评

清人笺注唐集数十种,其中堪称定本、善本者约十余种。这些注本辑录原作全备,考订、注释缜密,校勘精审,于词义诠释中探求诗旨,具有整体成就而又各具特色。笺注者治学严谨,操作规范,集思广益,保证了这批著作的学术质量,为学界所珍视。

《世说新语笺注》校点注释商兑

《世说新语笺注》是一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佳作,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研究的成果与突破。但该书在某些词句的校点和注释方面尚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故文章选取该书校勘、句读及注释可商补者14条进行论述,以补充现有研究之微瑕。

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是现存已知较早对陶集进行研究的注本,在陶集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注本在汤汉《陶靖节先生诗》的基础上朝广度和深度作了进一步开拓,亦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试从内容、思想、价值等方面对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进行研究,以期对此注本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日藏中日文学古写本笺注稿》出版

中国文化是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会通而走向周边各国的。较之欧美的中国文化研究,我国周边各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从写本时代,历经版本时代、机器文明时代,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国文化与汉字文化圈各国本土文化的相关性深刻影响着今天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接受。

瞿秋白早年佚诗笺注及初探

近日,笔者在翻阅上海小报时发现,1938年7月9日《晶报》上刊登一则署名“金公”,题为《瞿秋白之诗》的短文。此文提及“秋白弱冠所作七言二绝”,经与六卷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对照,无此两首七言绝句;亦不见于《瞿秋白诗歌浅释》《瞿秋白诗歌鉴赏》两本诗词集和他者论著,当是两首诗。现照录如下。

鲁迅作品笺注:经典化与化经典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阿Q正传》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笺注、解说汗牛充栋。经典常读常新,有与当代对话的能力,容易与读者共鸣。如果经典被读者束之高阁,仅作为文学史中的一段论述或作品词典中的留存词条,其经典地位将受到质疑。鲁迅的多篇作品入选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老师在课堂上串讲、细读,学生熟读甚至背诵。这虽然为鲁迅作品扩大了影响,但也不能保证其经典性。

“笺注”作为鲁迅小说批评新范式--论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的示范性、方法论及其学术性

《〈阿Q正传〉笺注》作为专门注本,指明了阅读鲁迅作品中尚存的“误读”现状与某种程度上问题意识的缺乏,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起到了查漏补缺、降低阅读门槛的普及等作用,证明了笺注作为鲁迅小说研究范式的必要与意义。其“以鲁注鲁”的方法和“俱收并蓄”的视野,以“回到鲁迅的本意”为基准,确保了注释的准确性及整体性,扩展了笺注的知识性与趣味性。这种以“笺注”方式进行鲁迅小说阐释评论的独特文学批评,呈现出阐释的贴切、对话的多元与批评的自觉等特征,实践出了一种具有高度学术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的批评范式。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史学、史识与史观——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乾嘉考据学下的词集笺注研究

乾嘉考据学作为清代学术的标志,对清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词起于唐五代,盛于两宋。随着词这种文学体裁不再局限于游戏娱乐,而更多像诗一样被寄托了词人的情感与志趣,为了便于理解词的内涵,北宋后期出现了词集笺注。在北宋至清代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词集笺注不断发展。前人笺注词集,从开始只关注词中字句的注解与说明,逐步发展到对典故的考释、名物的考辨、修辞的运用、词作的点评等方面,侧重于文学性的鉴赏。清代词学复兴,学人们对词集的整理编纂、校对考证等方面愈加重视,加之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学人在笺注一道上用力极深,颇有发明,词集笺注成就斐然,《绝妙好词笺》和《山中白云词疏证》都是清代学人笺注词集的典范之作,初步奠定了后世词集笺注的体例,亦对晚清、民国的词集笺注产生了积极影响。乾隆时,经学为统治者所重视,学术上也以经学为根本,进行严格的研究,此时,词亦成为学问的载体,清人在词中吟咏经学有关内容,学人们以学术的角度与眼光研究词这一体裁,实际上提升了词体在清代的地位和文化品格。文章基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研究词集笺注的学术化发展。

《唐诗集注》的编选内涵与论艺特点

南宋赵蕃、韩淲所编选的《唐诗集注》一书,以收录中晚唐诗人作品为主,从侧面显示了宋代诗坛从江西诗派到晚唐诗风的演变趋势。《唐诗集注》的选诗和笺注,表达黍离之悲和节义情怀,抒写怀才不遇的人生际遇,宣扬濂洛风雅、关注世教。《唐诗集注》意在经世致用,评点多规警之语。《唐诗集注》在诗学审美上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强调怨刺要委婉含蓄,主张诗歌追求意在言外的味外之旨,并擅用比较的方法,表现诗歌之间艺术创作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该选本的成书和南宋时代背景、理学风行、编注者的人生际遇等因素息息相关。

《龙筋凤髓判》句意疏解商辨

张鷟《龙筋凤髓判》是迄今为止传世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由蒋宗许等五人合作的《龙筋凤髓判笺注》一书,于201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应对张鷟其人其作乃至对中国古代法律史、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但由于多种原因,其在句意疏解方面仍有些许疏误,兹将阅读过程中所发现的讹误之处加以整理,并以按语形式为之纠谬,以期补苴阙漏,供学者参考。

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及其意义

清中叶之前,词集笺注一般重在注解语辞典故,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重在人事考订,笺注转向注重知人论世,为编年笺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民国时期,随着新学术思想的影响与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极大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既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知人论世,诗史互证——论清儒笺注唐人别集的史学化特征

清朝是唐代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全盛时期,仅以笺注唐人别集而言,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即前无古人。此外,清人在笺注唐人别集的过程中还表现出明显的史学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作者年谱的大量改订或补作、诗文的系年化倾向以及笺注过程中诗史互证方法的普遍运用等三个方面。这种史学化特征是清代考据学影响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知人论世"理论在笺注唐人别集过程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