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等值规模调整的居民家庭福利

针对等值规模调整后居民家庭福利问题,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家庭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模型、调节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福利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维度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居民家庭福利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在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调节作用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数字普惠金融和创业活跃度具有门槛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福利的提升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现象.

打工即脱贫吗--基于等值规模调整收入的农村就业扶贫效果评价

就业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但一些地方在脱贫认定中采用“打工即脱贫”的标准。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尤其是打工家庭等值规模调整方法,使用调查数据,测算2014年、2015年湖北省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的真实贫困状况,并对比分析打工家庭和非打工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贫困改善情况,评价就业扶贫的减贫效果。研究发现:不进行等值规模调整会高估贫困状况,不完全等值规模调整会低估打工家庭的贫困状况;打工虽能提高家庭现金收入,但如果冲击了家庭经济共享规模,则打工家庭的贫困状况改善不如非打工家庭。“一刀切”地将打工家庭认定为“脱贫户”不利于提高脱贫质量、稳定脱贫成绩。提高打工者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缩短打工距离、降低打工者返家成本能促进就业扶贫效果的发挥。

中国的贫困现状与特征:基于等值规模调整后的再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 2010)并采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的新方法对我国贫困程度进行重新测量,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贫困测度方法,并通过分组分析详细地剖析中国的贫困结构特征,最后使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贫困的因素。我们发现,在测量我国贫困状况时,按照家庭的组成规模和人员结构而进行等值规模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调整后的我国贫困率为5.8%,是不经过等值规模调整时的近一半。已有的很多文献中没有考虑家庭资源共享等情况测量出来的贫困率严重高估了中国的贫困水平。此外,数据分析印证了劳动收入对一个家庭脱贫的重要性。家庭中就业数量和质量越高,贫困的概率越低。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四大片区的调查

文章基于2014和2015年在湖北省四大片区调查收集的1 660户农户数据,利用Logit和Tob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减贫存在不利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剧了农村家庭贫困,使所在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更大、程度更深。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不足,外流导致劳动力短缺,限制了家庭发展,不利于家庭脱贫;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分离,家庭经济规模共享不足,家庭现金收入虽然增加,但经等值规模调整后人均收入不增反降,加剧了家庭贫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打工经济"萧条,劳动力外流家庭举家进城难以实现,而促进留守劳动力、回流劳动力就地就业,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是践行"五个一批"、推进精准扶贫的首选之策。文章建议,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发挥"新乡贤"带动作用、培育农村人才、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劳动力就地就业,实现就地脱贫。

中国贫困程度的再估计——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13年的数据,消除空间物价差异和家庭规模经济的影响,对我国城乡、四大板块以及国家扶贫重点工作县的贫困程度进行的分析发现,忽视家庭规模经济和空间物价水平差异会导致对贫困程度的误读。2002—2012年,我国的贫困程度虽然有所起伏,但整体有大幅度的缓解,尤其是2007—2009年的贫困程度降低了50%。到2012年我国农村贫困率为14.8%,城镇贫困率为3.8%,全国仍然有1.02亿贫困人口。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低保覆盖率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广度;相对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仍然需要依靠经济总体增长来进一步摆脱贫困;持续的扶贫开发投入对国贫县的脱贫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