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性分析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是不作为与作为的等置性,即对存在结构上不同的两种行为样态适用同一个构成要件进行评价。正是基于等置性,才承认特定的不作为可以成立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所以,只有解决了将二者等置评价这一基础问题,才给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和对不作为者的定罪科刑提供正当性。等置性如何贯彻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即等置性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的体系地位如何?梳理若干重要的关于等置性体系地位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具体地分析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所要求的等置性的内容。

等置模式下的前理解探究

传统的法学三段论涵摄模式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已显弊端,将应然与实然严格分离的二元法学理论遭到诸多质疑。等置模式很好地弥补了制定法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距离,进行涵摄之前通过类比进行的个案比较能够准确地获得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在进行个案比较之前,比较中项的确定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类比的成功与否。等置模式首先要通过设证获得诠释学的前理解,这为寻找比较中项确立的方向。虽说前理解的建构是一系列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采取理性的分析方法去把握这些因素的尝试是必要的。本文在介绍等置模式的基础上,着重对影响前理解形成的因素进行探究,试图为认识这种所谓的法感的产物提供理性的视角。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性分析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是不作为与作为的等置性,即对存在结构上不同的两种行为样态适用同一个构成要件进行评价。正是基于等置性,才承认特定的不作为可以成立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所以,只有解决了将二者等置评价这一基础问题,才给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和对不作为者的定罪科刑提供正当性。等置性如何贯彻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即等置性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的体系地位如何?梳理若干重要的关于等置性体系地位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具体地分析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所要求的等置性的内容。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的“文化等置意识形态”范式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文化"向度引来了40年来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其理论中的"文化"蕴涵着权力与政治色彩,发挥着建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职能。从其本质来看,葛兰西语境下的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加以分析,阐述其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置"的特定语境及生成酵素,对于在深层学理上完整把握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有所裨益。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探微

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构造上有很大不同。不作为被认为意味着“无”,而“无不能生有”,为何还要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呢?欲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就必须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置问题,即等价性问题。有些学者从因果关系角度进行论证,有些则否认这种可行性。

不作为视域下过失教唆犯的处罚依据--等置性判断标准之运用

囿于刑法第25条之规定,我国学界传统上否认过失教唆犯的存在。将“故意唆使他人实施过失行为”的情形以间接正犯处理的做法,在处理教唆人对危害结果明显不具有支配地位的情形时不够妥当。近来,肯定论者尝试在共犯理论框架下证成过失教唆犯的可罚性,但说理有诸多未尽之处。为兼顾法益保护与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应转而从不作为犯罪视角,就过失教唆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不作为的等置性判断等问题展开研究,论证过失教唆犯的可罚性,为实践提供经济、合理的解决方案。

刑法上等置判断的方法论基础

刑法上的等置判断面临着方法论基础的质疑。所谓等置判断,是以待决对象、已决对象、比较中项为基本要素的个案比较,表现为诠释学循环和眼光往返流转的形态。等置判断是解决刑法中事实与规范不对称及其引发的等置问题的必然选择。这构成了刑法上等置判断的必要性渊源。通过等置判断过程的型塑,可以发现,等置理论渊源于哲学诠释学引发的对法律判断认识的转变,与哲学诠释学、类型思维并不冲突。此外,等置判断既不会构成刑法所禁止的类推,也不会危害刑法的安定性原则,更不会导致刑法上的恶性循环。刑法上等置判断具有合理性根基和合法性依据。

一种磁选机卸矿装置的开发与应用

尖山铁矿开发了一种湿式筒式磁选机的精矿卸矿装置,重点对该装置的设计方案和实施应用方式进行阐述。应用实践表明,该装置能调节供水压力及卸矿水管与磁滚筒的不同位置出水角度,并有利于及时疏通维护,能有效地冲洗磁选机滚筒表面精矿,提高磁选机选别效果和延长磁滚筒筒皮使用周期,同时可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探求行为者意图的法律思维——基于三段论法和等置模式的分析

法官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并不只是逻辑推理的机器,而是需要运用一定的法律思维。在法律思维的几种模式中,以演绎方式进行的三段论方法缺少对事实与规范之间联系的必要重视,排斥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辩证联系;而循环理解的等置模式虽然克服了三段论模式的单向度弊端,但依然可能受判断者对结果选择的影响,为"假推论"提供合法的外衣。唯有结合探求行为者意图的等置模式,才不会使法官停留在其属意的规范与事实当中,才是有效的和法官应有的法律思维方式。

对法律规范的社会学观察——论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思想

卢曼的法社会学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卢曼晚期的法社会学通常被认为代表卢曼理论成熟时期的观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借鉴。相较于此,卢曼早期的法社会学理论则在全球范围被普遍忽视。然而,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就研究内容而言,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对法律规范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描述,并从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锻造意义的概念作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化的机制和基础,等置功能比较的方法和现象学化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特色与贡献。

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上)——法学方法论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审

传统的法学方法论范式,被学界概括和界定为归类(或包摄和涵摄)、推论、等置和评价——这四种范式。但归类或包摄和涵摄均可再归属于形式主义的推论范式,于是传统四范式最少可化归为推论、等置和评价——这三范式;其中的等置范式试图借助于具有实践理性的类推法、比较法和归纳法,实现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等置或者对称性,但其重心依然倚重于逻辑理性;而评价范式不仅离开了"客观化"的逻辑框架,而且也因脱离价值评价的主体及其特定语境,而成为无法实施的一厢情愿。最后认定,唯有具有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综观性、动态性的语用范式,才可以克服和超越传统三范式的缺陷,经由交往理性而实现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对称性。

法律适用的诠释学模式及其反思

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学的冲击打破了传统法律方法论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格局,法律适用模式从规范与事实的三段论涵摄走向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在这一观念的启示下,产生了类型归属、案件比较、等置模式等法律适用的诠释学模式。诠释学模式对传统法律适用模式的批判与改造并非意在否定逻辑,而在于恢复司法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主体性。

类型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解释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倡导一种力图打破"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法律发现模式,并将类推的等置法律思维模式置于法律发现的核心地位。当然,考夫曼以"事物的本质"来建构其类型思维的逻辑基础,不可避免地受其先验客观价值论所支配,值得我们反思。

即时通讯犯罪中的防卫困境与对策

传统防卫理论起源于没有即时通讯软件的社会,不可能认识到软件对刑法的颠覆,将传统防卫理论置于即时通讯软件环境中自然问题重重。究其原因,无非是即时通讯软件对犯罪客观行为和防卫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判断正当防卫是否成立时,不应脱离即时通讯软件的特点,墨守传统防卫理论下的成立要件。而应立足于正当防卫的实质要件,结合即时通讯软件的特点进行。在前提条件上,应用行为等置的方法对不法侵害进行定性。在时间条件上,考虑被固定的行为内容被再次激活侵犯法益的可能。在对象条件上,区分运行设备与软件的同时评断运营主体是否以不作为的形式帮助或是造成了新的不法侵害。在限度条件上,刑法学界应共同努力解决"新利益"的归属问题。

论司法归类中的逻辑思维技术范式

对司法归类中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概念法学派、历史法学派与自由法学派一直存在争论,哈特和考夫曼对其均进行了批判。法官运用法律时有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两种方式,相对应的是,存在着涵摄与等置两种逻辑思维技术范式:其相同之处在于都试图将事实与规范连接起来;不同之处在于涵摄直接通过种属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来沟通规范与事实,而等置则通过比较事实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同一性来判断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

刑法解释论与不真正不作为犯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是刑法解释论上的难点之一。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解决存在构造存有差异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等置问题。因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否违反罪刑法定主义,是与等置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的。作为解决等置问题的基准,本文提出了构成要件等价值性理论,要求不作为者必须是由于故意或过失而设定了引发结果发生的原因。有了这样的原因设定,不作为犯就具有与作为犯同样的存在构造,二者之间存在的构造上的鸿沟可得以逾越,从而解决了等置问题。因此,在构成要件等价值性框架内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

网络犯罪的形式评价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的形式评价应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网络犯罪的特殊性使得对其进行形式评价的过程中出现了解释上的困境。在运用传统刑法解释方法的同时,充分考虑网络犯罪行为的方式、对象、地点和情节等与线下行为的等置性问题,将有利于对网络犯罪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等置性的评价标准是网络犯罪形式评价的有效手段,将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过程,可以在网络犯罪领域更加精确地解释和适用刑法。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排他性要件:理论勘误与功能重塑

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不法构造,有排他性要件必要说和排他性要件不要说之争。排他性要件不要说曲解或者片面理解作为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置性,而当前的排他性要件必要说则混淆了不同层次等置性问题。作为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共置于同一条款,两者之间应当在法益侵害的支配及其程度上有等置性。作为犯的行为支配在本质上是对因果进程的支配。由此,不真正不作为犯也应具有因果进程支配性。因果进程支配性由危险的禁止性和危险的严重性共同构筑。排他性要件的功能在于确证法益处于严重危险的境地,应视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正犯性根据。在欠缺或者解除排他性的场合,不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单独正犯和共同正犯,但有可能成立狭义共犯。过失不作为犯的正犯性较为缓和,不必以排他性为限制要件。关于排他性要件的具体判断,应当遵循假定的盖然性规则,对法益侵害的隐蔽性、第三人的救助难度等因素做全面审查。

考夫曼的法律发现理论

本文通过介绍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的观点,简要的论述了法律发现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与法律诠释学以及法律应用过程的紧密联系。

中学古文疑义举正

本文对中学语文教材《过秦论》中“叩关而攻秦”的“叩”字,《桃花源记》中“问所从来”的“所”字,《诗经·硕鼠》中的“硕鼠”,《捕蛇者说》中的“苛政猛于虎”的“苛政”及“恂恂而起”的“恂恂”,《鸿门宴》中的“与”加以训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