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中,尤其是以典籍、书画、日用器物等为多。典籍主要来自三种渠道,一是明廷所赐,二是相知馈赠,三是自购所得。但策彦周良的两次入明都不见政府之间的赐予或请求记录,可见十六世纪中叶左右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需求有所缓和。而携回的书画作品除了少量自购外,大多来自明朝文人所赠,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各种序跋。但与宋元、明初不同的是,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文人字画占绝对优势,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

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试论遣明使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汉诗及其意义

策彦周良是日本京都天龙寺高僧,中世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策彦博学多才,通晓汉诗文,明嘉靖年间作为日本遣明使两次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并将其入明期间所见所闻记录成《入明记》。这是日本中世19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它对了解明朝的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等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入明记》全文约20余万字,主要用汉文书写,其中包括数百首汉诗。这些汉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是明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缩影。

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入明僧策彦周良为例

在明代中日关系中,纺织品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其中又以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为主。本文主要以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为例,以其朝贡日记《初渡集》为基本素材,分析和研究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总的来说,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政府赏赐、友人馈赠、使臣自购以及走私贸易等。而赏赐品中以纻丝、文绮、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等为多见,馈赠品以便于携带、轻巧的手巾、帽巾、手套、枕盖等为主,使臣自购物中尤以红线、毡毯为多。

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明代江苏运河城镇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曾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七年(1548)先后两次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写成《入明记》一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四次全程经过江苏运河,留下了众多有关江苏运河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

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明代沧州运河

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和沿线城镇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曾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七年(1548)先后两次作为副使和正使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写成《入明记》一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四次全程经过沧州境内的运河,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这些记载和描述在为我们展现明代中后期沧州沿运地区社会风情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运河交通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日本遣明使眼中的明代浙东运河——基于策彦周良《入明记》文本研究的视角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曾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分别作为副使、正使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以日记的形式写成《入明记》一书。他先后四次全程经过浙东运河,留下众多有关运河交通状况、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的记载。这些记载和描述在展现明代中后期浙东运河区域社会风情的同时,也为今人研究浙东运河交通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策彦周良《入明记》汉字词汇初探

本文在全面调查《入明记》汉字词汇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汉语名物词、明代新词、日语词进行研究,以此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揭示域外汉籍语料对于汉语词汇研究和大型辞书编撰的价值和意义。

语纵不通心可通——日本入明使策彦周良与宁波

这是距今四百三十余年前，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赠给他在宁波友人全仲山的诗。

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以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赴明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策彦一行,旨在利用出使机会,大力从事贸易,人数远超明廷定额五倍。策彦两次出使明朝,每次一路收购中国商品,广达丝、绸、书籍等60余种,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门类广泛,不少标有具体名称、数量及价格,甚至交代了商品来源、特色及用途,购买背景,何人经手,何人说价等,饶有趣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贡使的贸易性质。策彦等人在使明期间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后期中日贸易的实态。

明代日本、朝鲜的中国认知——以策彦周良、崔溥为中心的考察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条"丝绸之路",其一是从西安出发向西到达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其二是从宁波等港口出发抵达东洋和南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或称之为"瓷器之路")。浙江省的宁波等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策彦和崔溥就在浙江登岸,他们到访中国之后的观感构成了日朝两国人中国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其一,"域外来客"——海路入明的日朝人士对于中国的初始印象;其二,"赴京朝拜"——日朝来华人士眼中的运河沿线及社会状况;其三,"四海一家"——入明日使和朝鲜文士对中华身份认知与族际交流困惑。通过分析比较海路入明时间相当的日本使者策彦周良、朝鲜漂民崔溥来重新审视域外人的中国认知。

遣明使策彦周良改号“谦斋”考述

遣明使策彦周良初号怡斋,后更谦斋。初次来华期间,策彦周良萌生更改别号的想法,取《周易·谦卦》之“谦”,初步设想为“谦菴雨玉”。再次入明时,由明代进士丰坊更为“谦斋”并作《谦斋记》证之。别号“谦斋”的更改是策彦周良人生的分水岭,从积极入世转变为隐居避世,呈现出前后很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与走向。

明代江南与日本的待客茶俗之比较研究——以一位日本遣明使的所见为中心

明代江南的待客茶俗因人、因地而不同。官场待客茶俗注重等级,讲究行礼作揖。文人喝茶只是引子,重点在行酒、吃饭和趣谈。而江南寺院茶,亦颇具文士之风。至于日本禅林的饮茶习俗,通过分析研究日本使节策彦周良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有两个明显不同江南茶俗之处:一是茶水与海鲜的并用;二是基本墨守由荣西和尚传至日本的蒸青绿茶点饮法。

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见证——以流传域外的历史文物“嘉靖公牍集”为中心

关于明日堪合贸易,中、日双方有着较为丰富的文献类文物。但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多着眼于明朝实录、遣明使日记或文集,对宁波地方文献类文物尤其是宁波地方官府公文并无人进行研究。现被日本文物部门定级为重要文化财的“嘉靖公牍集”是关于明日贸易最重要的文献类文物,是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历史见证。

“大运河与宗教文化”系列之四 晚明时期大运河沿岸的佛教文化 以日本策彦禅师《入明记》记载为例

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所写《入明记》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行经大运河全程并且加以详细记录的文字。透过《入明记》的记录,不仅可以总结出当时大运河沿岸佛教寺院的一些特点,领略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繁盛,还可以看出晚明时期儒释道有较高的融合度。

从《人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

明代嘉靖中后期,日本和尚策彦周良两次出使明朝,留下了内容极为丰富具体的出使记录《入明记>,该书成为明代中日交往史的重要篇章。策彦一行较长时间停留宁波和杭州,从而记录了当地科第蝉联簪缨相望甲第如云的具体情形,更不失时机,与浙江士人交往酬唱,频频进出浙江士人宅第,品尝美酒佳肴,眼见其声色奢华,客观细致地记录了浙江士人的生活实况,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晚明社会尤其是中国士人的心态与风貌,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禁期间中日交流活动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