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并购期间的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及市场效应--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报道数据,研究上市公司在并购期间的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结果表明:在公司并购过程中,选择股票支付的公司相较于选择现金等其他支付方式的公司,其媒体关注度和正面报道比例在确定交易股价的基准期内比其他时期显著提高,公司存在着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倾向存在着显著差异,高新技术公司的倾向更加突出;虽然媒体披露管理在短期内有利于提升公司股价,进而使得公司获得更大的并购收益,但是长期来看股价将出现反转并逐步回归到公司的基本价值。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并购期间进行媒体披露管理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并购收益,但这种行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损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声誉,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利益和长远发展。为此,有必要建立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与新闻传媒主管部门的协调机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规则,加强对上市公司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的监督管理,遏制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利用媒体披露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年报问询函与公司策略性媒体披露管理行为

本文以年报问询函为切入点,探究非处罚性监管措施对公司策略性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在回函期间,相较于未被问询公司,被问询公司具有更多数量及更正面情感的媒体报道,且发声媒体多为长期交好媒体。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媒体披露管理行为能促进股价平稳回升,且择时披露和重复披露正面报道构成主要的媒体披露管理策略。本文丰富了年报问询函对公司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研究,也扩展了策略性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研究场景。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的证据

高管减持过程中是否会利用其内部人优势来谋取私利,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间国内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为对象,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样本,系统研究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异常上升,即存在主动管理媒体披露的现象;而且,在减持不同时期,其主动管理策略也不一样。此外,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对管理媒体披露的动机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对其没有明显影响。策略性媒体披露在短期内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高管通过高位减持来实现财富转移,长期看则会导致股价反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高管会利用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进行"搭便车"减持。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公司媒体(信息)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策等方面具有启示性意义。

公司股票回购期间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本文从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研究和股票回购研究入手,对股票回购期间管理层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的动因及形式和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最后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述评与展望。

通往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

作为一种新近兴起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的发展对文化批评的方式和方法带来了新的启示。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学术研究单位与社会整体相交的方式,它也能影响这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其中,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部门相交的一种渠道便在于共享而又竞争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这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本文就此方面提出了两种方法论框架,以理解数字人文如何发展出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模式。一方面,基础设施是当代社会文化发生的背景,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文化研究方式的可能性,这让数字人文得以在当前实现其终极因的思辨功能,即数字人文的思辨功能在于协助塑造知识生产的、伦理的学术研究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数字人文通过对重要基础设施的介入,通过高等教育和调停它同其他机构关系的技术基础设施,从而对现存机构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