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两次海防大筹议过程探讨

在近代国防领域,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强力的"海防论"者。本文试图通过剖析甲午战前二十年间,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海上侵略威胁,李鸿章在两次海防大筹议中,运用集团力量进行谋划和运作,积极建设近代海防、海军的种种努力,以为今天的观照和借鉴。

线路趋向与区域社会——1930年代广西铁路筹议、筹建和建设述论

铁路筹议筹建过程中的线路趋向往往反映了区域社会的特质。1930年代广西铁路筹议的线路趋向,与1920年代后期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广西地方政府基于与广东的历史联系、地缘关系和现实需要,总是倾向于筹议广东联络线。但是,1930年代筹议的线路趋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粤汉铁路的贯通,使中原联络线的筹议成为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的诉求;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成为战略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从中原到西南的必经通道,国际联络线的筹议又成为压倒一切的诉求。正是在这些变化的形势之下,中原联络线和国际联络线合二为一,延长后的湘桂铁路的建设满足了多种利益主体的诉求,也反映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广西铁路的筹议筹建形成了合力,这才使广西铁路的历史从长期筹议筹建的阶段进入到实质性的开工建设阶段,从而结束了广西议而不建、没有铁路的历史。

被“局外中立”遮蔽的历史:清政府日俄战争 善后筹议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涉及主权恢复与利益挽回,更与东北边圉安全以及“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清廷上下极为重视,对战争善后的筹议与“局外中立”平行展开。从战事爆发到两国议和,内外臣工数次集中讨论日俄局势因应之策与战后东北经营方略,有针对性地提出调停争端、严守中立、加强边防、改制行省、推行新政、开埠通商以及联日抗俄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多项建议,基本确定了战争善后的总体框架,拉开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序幕并为之奠定基础。梳理这一过程,可见清政府应对两国战和局势、处理战争善后的心路历程,有利于把握战争善后事务的基本脉络及各项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对于清末新政研究不无裨益。

李鸿章与关东铁路的筹议和兴筑

在李鸿章一生所致力的洋务事业中,铁路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1863年至1901年,他始终与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1890年代,李鸿章以北洋防务为核心目标,以"俄患日亟"为由,筹议和兴筑中国第一官办铁路—关东铁路;他凭借着个人努力和与海军衙门的良好关系,初步解决了筑路经费;他坚持"权自我操",抵制外人对路权的干涉。甲午战争尽管打断了李鸿章兴建关东铁路的步伐,但其对铁路的认知与实践,为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提供了借鉴。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晚清第一次海防筹议对我国海防建设的影响

晚清第一次海防筹议,是一场关于国防战略重点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确定了海防在国防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发展.同时,对当前加强海防观念,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海防专款筹议述论

1874年,总理衙门发起海防大讨论,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集合沿海沿江督抚和中央高级官员的才智,寻求在晚清财政困境中筹措大宗海防专款的办法。然而,绝大多数官员固守传统的财政理念,不愿对既有的财政收支作重大调整,或将筹款问题推诸中央,或直言无款可筹,或空言整顿税厘和节流方案而没有切实办法,反对英翰李鸿章等增加盐厘、洋药厘以及王文韶整顿盐税的方案等。总理衙门最终屈从于内外官员的主流财政思想,导致海防专款的筹议敷衍了事。总理衙门虽标榜海防专款每年约400万两,但其原拨数额仅350余万两,而且没有解决财源问题,自划拨之始就已种下拖欠的恶果。过多地强调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并不能揭示海防专款长期短解的根源所在。

多方角力:内外困境下清季广西铁路修筑筹议

近代法国在广西逐渐扩大的铁路修筑专权是广西决定要自修铁路的直接诱因。从最初的商办铁路,到后来的官商合办与商办铁路筹备同时进行,法国殖民势力、清廷中央、广西地方、广西各府及周边省份士绅等多方力量参与其中、相互角力,使得铁路筹备过程变得一波三折、异常艰难。清季广西铁路修筑一直停留在筹议阶段,最终随着清廷瓦解而不了了之。

论日本侵台与晚清海防筹议

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清政府进行了海防筹议。在筹议过程中,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海塞防并重"的主张。但在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并未及时加强海防建设。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

熊希龄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为解决政府支绌的财政状况,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顺应当时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时势,力主废除省制,将其列入施政方针并积极筹划。在筹议过程中,不仅总统府、国务院主张各异,国务院内部亦存意见分歧。袁世凯依据时势变化及政治需要,对熊希龄内阁的废省筹议采取不同态度:在需要借助熊希龄内阁结好进步党,谋取更大权力时,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施加影响;当各省都督不明就里,对内阁改省方案表示赞成时,又暗自指示亲信加以反对;待到他对全国控制加强,各省都督支持改行总统制时,转而主张维持省制。废省筹议在袁世凯与各省都督联合抵制下,随着熊希龄内阁倒台而暂缓实行。

南京临时政府的省制筹议

南京临时政府对省制的筹议,因立意与目的不同,以清帝退位为界,大致可分为两阶段:在前一阶段,因为施政受到各省掣肘,南京临时政府本诸中央集权主义,试图厘定省制,划分其与各省之间权限;在后一阶段,临时政府对于省制的筹议,主要为了防范袁世凯形成专制。前一阶段的省制筹议,因为南北和议实现统一而终止。后一阶段的省制设计,则与袁世凯省制主张存在诸多歧异,引发激烈政争,并制约了北迁后的临时政府对于省制难题的解决。

清季的海防大筹议与“南款北让”

1874年日军犯台后,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最终决断,南北两洋近代海军在李鸿章、沈葆桢的"悉心经理"下正式筹建发展。由于近代海军筹建"用度浩繁",大清朝又民贫国虚,为移缓救急,沈葆桢把南洋海防款让与北洋三年。"南款北让"之发生原因复杂,虽没给北洋带来经费上的实质性帮助,但其奠定的北洋优先原则,为北洋海军日后一支独大、一骑绝尘的发展局面奠定了基础。

道光五年议行漕粮海运事宜史料(上)

漕粮海运始于元代,明永乐会通河修通以后,即行长运。清沿明旧,但海运还时而实行。道光四年,因南河黄水漫溢,高邮、宝应至清江浦运道浅阻,无法维持漕粮河运的正常进行,故有“借黄济运”之议。然黄沙淤患更为严重,宣宗下诏魏元煜等筹议续行海运,均言“窒碍难行”。再令琦善往查漕船淤阻实况,并接受了户部尚书英和奏请,暂停河运治河,雇用商船海运。现从宫中朱批奏折中选出道光五年筹行海运的部份折件,供研究清中叶漕运史事参考。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徐沟巨商——张联辉

张联辉,号耀庭,号煜臣,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生于山西省原徐沟县城东南坊一商业世家之中。联辉幼年时,天资聪敏,喜武术,熟练弓马,曾就学于县立武庠。后到河南周家口经商。由于经营有术,很快顶了股,不久升任经理。 咸丰三年(1853年),捻军活跃于安徽、河南一带,清廷命皖、豫两省驻军夹剿,却久久不能平息捻军革命斗争的烈火。农民运动危及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驻南北物资集散中心的中原商业重镇周家口的商人惶惶然不可终日,该地的商人努力以山西帮为主,他们在此经营钱庄、票号、当铺、皮毛、茶叶、粮食、百货等行业,张联辉遂聚众商筹议办法,一致认为:

清末海军创建动机略论

【正】 海军建设,是清政府内部洋务派举办洋务运动的三大内容之一.从其发端而言,可上溯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思想及其购买船舰活动.此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新型水师的作用,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着手购买火轮船,有过建立近代海军的尝试.但真正大规模地制造和购买船舰、致力海防建设则是在1874年以后.可见,清未海军建设,发端较早,而大规模地付诸实施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