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简牍账簿所见中国古代上计制度的流变

受历史材料限制,会计史学界对上计制度的认识与研究基本停留在文献典籍之中,为此,以出土简牍账簿为研究材料,考察上计制度发展的主要时期秦汉至三国两晋上计文书、上计内容、上计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上计文书形式不断丰富进步,上计内容以及上计时间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农耕社会封建国家治理重心的转移。这为揭示上计制度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新的史料证据。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对策

竹木简牍是纸张普遍使用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由于地下埋藏环境复杂、竹木材质易朽、发掘过程及出土后人为因素的影响等,简牍往往带有较多病害。综合一线简牍保护实践、文献调研结果与对大量简牍实物的观摩,对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梳理。简牍文献的病害可分为字迹模糊、软腐、蚀斑病、饱水、糟朽、酥粉、变色、变形、炭化等共计29种。文章还对各种病害类型相应的保护修复对策做了简要梳理。科学归纳总结简牍文献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措施,对于科学认识简牍保存状况,明确简牍保护修复的薄弱方向,推动出台专门针对简牍文物的病害分类及保护修复行业标准,进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简牍保护修复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百年简牍研究主题流变考:基于地域维度

基于百年以来出土的简牍文献,研究者已展开了大量研究。以简牍文献出土的地域为切入点,深入比较分析不同研究者对于简牍研究的主题特征,就会发现,不同地域出土的简牍文献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从而使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题。由于不同地域出土的简牍文献的研究侧重点存在着明显差异,由此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简牍研究地域与主题分布的画卷。这一发现可望为简牍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中,将不同地域特征纳入其中提供参照。

百年简牍研究主题流变考:基于时间维度

通过对简牍研究的学术文献进行穷尽式检索,构建完整的简牍研究文献数据集,并建立一个覆盖全部研究文献的类目体系,提取其中的参考点,就百年以来简牍研究主题流变的时序特征进行深入揭示是很有必要的。研究发现,从研究主题的角度看,建国以来简牍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稳定但随时间变化的主题研究框架;从时间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简牍研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研究特征,而简牍研究的分期也具有其内在独特属性。这一研究表明,简牍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根基已经基本铸就,但简牍研究的主题具有动态流变特征。

简牍基本术语释义下的翻译方法研究

作为汉字书写记录的第一代载体,简牍的发明对于汉字和汉语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传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简牍术语的准确翻译对于简牍文化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本文先通过全面梳理简牍相关文献以及简牍文物,从中选取并确定了10个简牍名称作为简牍基本术语;然后对这些基本术语进行详细考证,形成了相应的术语释义;接着基于释义分析与比较,提出了适合于简牍术语翻译的释义法和意译标注法,并完成了简牍基本术语的对应翻译;最后进行了回译校验分析,得出回译校验是简牍基本术语翻译的重要步骤。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释文补正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公布了最新西汉简牍资料120枚。基于红外影像图版,通过系统校读简文释文,并参考未刊走马楼西汉简牍文献资料,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所收简牍释文进行补充和订正。其中,订正释文文字14例,补释未释文字29例,修订脱文衍文1例。这一个案研究,将有利于推动走马楼西汉简牍新材料的应用和探讨。

简牍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简牍书法作为中国古代书法的早期形式之一,以简洁、质朴的风格和实用性为特点,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旨在分析简牍书法的历史根基、艺术特性与美学内涵,进而探究其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的灵感源泉及参考价值。研究显示,简牍书法在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书写工具与技法的深度融合、书法艺术的实用与表现双重特性等方面,为当代书法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目标是为当代书法家指明一条从简牍书法中汲取灵感的途径,并激励他们研究将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进而推进书法艺术领域的创新进步和持续发展。

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活化思考

简牍不仅是珍贵的文物,也是我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形制独特的古籍。近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和研究屡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因所需具备的学术素养高,从事研究的人员少,简牍学亦被称为“冷门绝学”。在政策支持和学科建设的推动下,简牍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通过做好简牍文献出版、利用数字技术整理研究、创新形式进行大众化传播等,简牍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实现了有效的传播和活化。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基于简牍材料的秦代文书退回制度考察

岳麓秦简“家弗能入而环者”之“环”,不当释为“还债”,与债务追偿相关的文书或律令所见“环”和“环书”,应是指退还文书、校券及相关欠债凭证,引申含义则是拒绝履行来文申请。与文书退回相关的词汇有“环”和“却”,两者含义相近但绝不相同,各有其特定的使用场景和语汇内涵。通过对“环书”“却书”的分析,发现文书从发出到退回再复请是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文书的性质、构成和形态随着文书运作不断发生变化。秦代还通过律令对文书退回的原因、用语、退回文书的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以此提高文书处理的效率,推动地方政务有序运转。

在中国简牍研究中应用日本木简研究成果的可能性——以马场基《日本古代木简论》为切入点

近年来,简牍研究的理论内容高速发展,并集中于“简牍学”的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简牍研究者开始着眼于国外的简牍研究成果也实属必然。日本木简的研究成果总量十分庞大,并且研究分类十分细致。马场基所著的《日本古代木简论》着重展现、推进了东亚研究视野下的木简研究,充分体现了现阶段日本木简研究最前沿的成果。本文认为,马场氏的研究方式或许蕴含着能给中国的简牍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式的可能性。本文通过马场氏著作的相关讨论,对如何将日本木简研究中的方法应用至中国简牍研究进行探讨。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从西北简牍残纸看古代文书之美

古代文书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北地区新疆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简牍、纸本墨迹相对较多,又以《楼兰木简》《楼兰文书残纸》等最为出名,其历经千载而纸墨如新,字体类型多变,内容主题丰富,反映出魏晋时期书体演变多姿多变的特点。简牍残纸的出现,不仅映射出中国纸工艺的发展演变历程,亦为研究魏、晋、十六国书风的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

“编户齐民”的自由民的实现过程,既是从夏商周三代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迄秦汉的“编户齐民”者,即自由民的来源,是由包括故秦人“夏”、臣邦人“真”和“夏子”在内的“秦邦人”与“它邦人”共同构成的。秦汉国家对诸多族群“编户齐民”式的处理,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基本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秦汉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于“述”“论”和辨伪、编校活动中“。述“”论”是当时著书的主要方式,都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前提。汉时伪书盛行,作者需在“述“”论”过程中对所用文献进行辨伪。汉时兴起了专门的辨伪之学,也需要对辨伪的对象和佐证进行收集与整理。两汉政府定期组织对图书的编校,也以大量占有和整理书籍为前提。秦汉时期出版物的主要载体是简牍,其制作因地、因材制宜,故所见各种性质的书籍形制多样且多有不合标准者。书籍撰写和复制也需依载体形制合理安排版面,选择书写格式,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保证阅读清晰。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需要政府主导,民间传播主要依靠经学和经济力量,范围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