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与古朝鲜

箕子于商末避乱东迁，率部经辽西至朝鲜半岛建立箕侯国。周武王封箕子为东北地区的诸侯长，箕子表示臣周，未参与武庚之乱。约在西周末年，箕侯国更名为朝鲜侯国。朝鲜一词最初为地域名，指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朝鲜侯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后世秽貊系各族居住地与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地区也可以称为朝鲜。对于朝鲜作为地域名的双重含义，古史中未作区分，后人理解不同。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

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张博泉＂八条之教＂，《水经注》谓＂约以八法＂，是箕子适朝鲜（地在辽西）之后所制作的法律条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及李贤注《后汉书》引《音义》，俱谓＂八条不具见＂。后人之研究对此从无异议，因此据以认为：八条存于世者，只有禁杀、...

从“箕子明夷”到“听其有矢”——对《周易》“明夷”的法文化解读

"明"即辨别、验证,"夷"即弓矢的合文,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一致。"明夷"即"验证弓矢"。弓矢是东夷民族发明的工具和武器。弓矢是论功行赏论罪行罚和确认战利品归属的重要凭据,也是确定猎获物所有权和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古"灋"字中的"去"由弓矢二字构成,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不一致。"明夷"与《洪范》九畴之"明用稽疑"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明夷"或即"明疑。"这种方法由于曾经被殷末箕子所提倡或坚持而与其名字联在一起。西周金文"灋"字的产生与"明夷"制度有关。"灋"字标志着古代法律由神判法(独角兽廌)向人判法(重视证据)的过渡。

箕子八条之教与辽朝礼制渊源考论

殷末周初箕子东走朝鲜,以中原典章制度教化乐浪之民。元修《辽史》,在《礼志》序言中首记辽的统治地域与古朝鲜重合,其后将契丹民族习俗的形成与箕子教化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辽代礼制亦以此为源。这与契丹始兴辽西潢水流域的史实明显不符。而从极具游牧特色的契丹习俗来看,将契丹故俗与箕子八条之教相联系亦着实牵强。综合来看,出现这样的史文记载,一方面是受隋唐以后辽东与古朝鲜地域名称含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比附。

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

尚秉和根据《焦氏易林》的有关说法和语音通假之例及爻位说,将《周易·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并以为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荄茲"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综合考察《明夷》卦爻辞和《彖》《象》二传的文义及文献相关记载,这些说法皆不能成立。

《箕子评传》笔谈

箕子 (约前 1173-前 10 80年 )是我国第一个有著作传世的思想家 ,他留下了《洪范》与《麦秀歌》 ;箕子又是我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政治家 ,他开发了古朝鲜地区 ,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陈蒲清教授自 1996年发表《中国文化第一子》 ,到 2 0 0 3年出版《箕子评传》(岳麓书社 ) ,凭借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和诚实不欺的科学态度 ,从大量史料中挖掘出一个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真正思想家———箕子。《箕子评传》不仅重新确认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原为孔子 ,现为箕子 ) ,而且将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向前延伸了五六百年。其创新性和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箕子评传》出版后 ,本刊收到有关专家的评论多篇 ,特辟一笔谈专栏 ,摘要发表 (以来稿时间的先后排列 )。

亡国情势·箕子情结·挚友情谊——金泽荣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缘由考析

金泽荣流亡中国期间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考析此举缘由在于:韩国1910年的亡国情势将金泽荣逼入无国籍可隶的困境;金泽荣内心的箕子情结因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而外化;与张謇的挚友情谊使中国的形象鲜活生动,箕子情结得以激发。金泽荣此举是他在面临中、韩两国特殊时期、特殊情势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它见证了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独特的人生轨迹。

箕子入朝与诗书传播

自箕子入朝,开始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传播,早期只有"教以礼义"、"八条"之教的社会生产、礼仪制度的记载。到了李氏朝鲜王朝时代,却出现了"教以诗书"这样选择性的历史叙述。这是与李氏朝鲜王朝建立与朱明王朝颁赐国号,推崇箕子文化的历史背景有关,也是他们推进朝鲜"诗书礼仪之邦,仁义之国"王朝建构中的文化整合的结果,从而也作用了朝鲜文学诗话以箕子开始的历史建构。

箕子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箕子是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他处于商末周初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殷纣发生激烈的道与势的冲突,在国家破灭时,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地方政权,臣属于周王朝。在朝周时,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治国之大道———其中熔铸了箕子的世界和社会构成与结构体系观念与系统的国家哲学学说。这个学说为周礼所吸收,并据此把箕子朝鲜建成东方君子国。

从《皇华集》“箕子题咏”看辞赋的外交功能

在中韩文学史上,以箕子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其中又以明朝与朝鲜外交活动频繁时期出现的最为集中。《皇华集》所载题咏箕子诗赋,融凭吊、纪行、外交为一体,颇显外交唱和者的现场感与身份意识。《丙寅皇华集》所载姜曰广的《吊箕子赋》和张维的《次韵赋》各具特色,后者尤其能体现外交场合中使臣的关注点,其对前者的评语则反映了朝鲜朝文人对外交赋的理解。

箕子与箕子朝鲜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本文将对箕子及其一生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箕子与箕子的文化地位

箕子是中国第一个思想家,是儒学的先驱。他促进了古朝鲜地区的社会进步,因而是东亚文化圈的奠基者。我国第一首凭吊故国的抒情诗也是他所作。

中国第一位思想家——箕子

箕子总结夏商文化成果 ,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 ,阐述了“五行”、“王道”和“天人感应”三大思想 ,对后代影响深远。他是中国第一个思想家 。

仁者箕子其人

箕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有文字记载并留有作品的儒学先驱。他的天人合一、君权于神权合一的思想,有利于周朝的统治。他是走出国门的第一位政治家,开发朝鲜,促进了古朝鲜地区的社会进步。

“亚其器”与“箕子入朝”之事

辽宁、河北和山东等地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所作"侯"之""与箕子之"箕"虽然在字体上极为相似,但侯为姜姓,箕子为子姓,两者并非同一人。关于箕国地望,说法较多,但大抵超不出北京、辽西一带。周初燕国被封后向东北拓地,箕氏朝鲜逐渐迁移,最终进入朝鲜半岛。

从《皇华集》看中朝使臣对箕子形象的认知

《皇华集》是记载明朝诏使与朝鲜远接使诗赋唱和的书籍,由李朝政府精心编印而成。书中有关箕子的作品有100余首。中朝使臣通过文学交流,对箕子形象加以认知和描绘:箕子是个具有忠和仁等美好品格的德行高尚的贤人,是朝鲜文明教化的先师,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纽带。中朝使臣通过对箕子形象的认知,表现出对仁政的渴望与追求,再现了李朝时期的崇箕风俗,显示出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朝两国亦加强了互相认知,主要表现为宗周意识、朝鲜的"事大"与"识礼"等等。

箕子的文化地位及贡献

箕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中朝文化关系的奠基者,所著《洪范》篇奠定了其极高的文化地位。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入朝对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将箕子的生平、事迹、思想行为、著作、诗歌作品等进行探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其文化地位及贡献进行客观阐释,以期对箕子的的文化地位及贡献做出较客观的评价。

衣冠制度 悉通中国——论箕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文章借助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申箕子入朝历史;并以"衣冠制度,悉通中国"这一记载为切入点,主要从箕子将中国服饰文化、治国安邦之道带入朝鲜两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论述了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指出:箕子是第一代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