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资源管制性征收制度的规范表达

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立法有必要明确规定自然资源管制性征收制度,以确保公权力依法限制自然资源财产权利的行使,并对权利人给予全面补偿。自然资源管制性征收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内容,应当遵循和体现生态环境法典的利益平衡等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公共利益目的要件应当满足以保护森林、湿地、草原、自然保护地等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功能为目的。自然资源的管制行为是由公权力机关实施的限制民事主体自然资源相关权利行使的行政行为。管制行为对自然资源权利人的限制程度超过该权利人应承担的一般社会义务时,构成应当给予补偿的特别牺牲。管制性征收的补偿应涵盖对权利人遭受的所有损失的完全补偿,补偿义务主体为国家,补偿权利主体为遭受损害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人,补偿程序包括自然资源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偿方案的制定、公告和听证以及补偿协议的签订等内容。

论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以德国、美国学说及判例为中心

国家某项措施对公民财产权构成的限制,究竟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管制征收,甚为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是否需要为此提供某种补偿。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学说与司法判例的考察,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标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强调是否存在"特别牺牲";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的基础之上,区分管制措施对财产权限制的不同程度。一般而言,在相对人构成特别牺牲的条件下,唯有政府侵占相对人财产或者导致相对人财产价值完全丧失才会被法院判定为管制征收。

论美国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

管制征收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使用不动产的权益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征收理论。只有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认定政府对私人使用不动产的管制转化为征收,即出现了管制征收。美国管制征收的认定由价值减损标准、违宪条件标准、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以及政府行为的性质等四个主要标准来认定。

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法理的救赎——互惠原理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适用

政府管制的利益不可能匀质分布,很容易遭到管制性征收规则的阻遏。互惠原理可以适当磨平征收规则的刚性棱角,在法理上扮演救赎的角色。互惠原理在美国经历了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两个阶段,分别形成各自的规则。北京的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措施符合社会互惠原理,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红树林地法律保护中的财产权限制与补偿——基于管制性征收的分析视角

红树林地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根据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借用美国管制性征收的理论和判断标准得出结论:尽管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警察权的理论来讲,对红树林地的法律保护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但从权利束的判断标准来看,对红树林地财产权的过度限制可能构成管制性征收,因而需要补偿。由于受到多种法律规制,如何确定其公平合理的补偿是另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借用周边土地与红树林地租金差价来衡量红树林地在财产管制中的价值贬损是一个相对简单易行的思路。除此以外,可转移发展权(TDR)模式对于衡量其空间发展权是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美国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简史及启示

美国的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以认定标准为主线,经历了理论初创、认定标准具体化、范围扩展以及正当性审查这四个主要发展阶段。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来平衡行政机关的管制与公民的权益保护,强调民众不能独自负担应当由社会整体来公平公正负担的义务。美国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对其它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以为我国财产权益的扩大保护以及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的建构提供一定借鉴。

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

"管制性征收"是典型征收之外的征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交替适用三个坐标系来判断管制是否构成征收:实体性正当程序是手段和目的构成的坐标系,平均利益互惠是负担与利益构成的坐标系,权利束是被剥夺的利益与财产的全部利益构成的坐标系。中国法上存在管制性征收的情形,但法院不使用管制性征收的概念,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有利于管制性征收概念的构建。

从管制到征收:管制性征收的生成逻辑——基于美国法的考察

19世纪的美国法严格区分管制与征收,两者在行为模式、目的限度、救济方式上泾渭分明。但自20世纪初期以来,伴随着土地用途管制愈演愈烈、财产权概念与地位急剧变迁,两者的传统区别被逐渐打破或连通,不再是政府行为类型之别而只是财产损害程度之异。管制性征收就此生成。然而,管制性征收的生成并未带来融贯的理论,甚至在实践中冷遇不断。探究管制性征收的生成逻辑有助于重新认识国家权力与财产权的关系,提供挖掘管制性征收中国法资源的参照。

农地被动栖息地化过程中的管制性征收问题研究

农地被动栖息地化是当下实施严格生态保护举措的重要一环,然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法律保护意味着被栖息地化的农地的部分甚至全部经济价值受到了限制。根据受到财产权限制的程度大小和利用方式的不同,将农地进行类型化处理,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三种。对较为常见于农地被栖息地化情形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分别进行利益衡量的理论考察,即建立以农民私益和土地本身承载的公益、被动栖息地化后产生的征收公益、补偿制度所体现出的替代性公益为要素的利益衡量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明确价值位阶,建立评判标准,阐述财产权限制的界限,作出农地被动栖息地化可能构成管制性征收的结论。基于新《土地管理法》和《民法典》在征收补偿方面的变化,讨论农地被动栖息地化过程中,作为替代性公益要素的补偿问题下的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

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补偿的习惯法进路

我国实践中将非国有林地直接划定为公益林,完全符合管制性征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行政行为限制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二是对权利人造成财产损失。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补偿的可能依据有二:一是管制性征收及其补偿规定;二是基于意思自治的补偿约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无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补偿规定,而且现有多数公益林于划定之初并非基于当事人意思,调出区划亦对当事人意思多有限制,难以认定公益林划定以当事人意思为基础。非国有公益林权利人主张权利限制补偿的依据应为《民法典》第10条,即适用管制性征收补偿习惯。2017年前,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及其补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事实习惯,司法实践中一贯认可此种补偿,可以认定为习惯法。在对自然资源管制性征收的实践中,即使权利限制及其补偿缺乏制定法依据,只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获得普遍认同,民众公认其拘束力,且此种行为不违法背俗,即可认定形成习惯,则权利人可以依习惯法请求补偿。

美国管制性征收界定标准之流变——以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自"Mathon案"以来,管制性征收在美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发展出"实质性促进标准""永久损害标准""多因素综合考虑标准"以及"粗略成比例标准"等作为界定管制性征收的标准。管制性征收的审查标准经历了从"合理相关性"到"中等审查"的转变。法院审查重点逐渐从"手段———目的"之关系过渡到政府管制措施可能给公民财产权利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经济正当程序"衰落以后,"征收条款"作为法院认定管制性征收的宪法依据,其合理性引发了较大的争论。

管制性征收和司法救济

管制性征收发端于美国,在美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我国,管制性征收还只是一个学理概念,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对管制性征收做出规定,立法的空白和司法实践的缺失致使我国公民在遭遇管制性征收性质的事件时候,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管制性征收的司法救济制度,本文对管制性征收的启动程序和认定标准进行了详细阐述,分别阐述了立法型管制性征收和行政型管制性征收的司法启动;在认定标准方面,包括公共利益目的、财产价值减损、公民受到限制的财产权构成特别牺牲三个方面,以期待构建完善的管制性征收司法救济制度。

管制性征收研究

"管制性征收"这一名词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的征收法律制度相比,英美法系国家的征收理论更为完备,制度建设也更为先进,管制性征收便是其在司法过程中逐步创制出来的概念。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保护公民的土地权利,完善相关的立法及司法制度,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管制性征收

国家对财产权的限制分为不予补偿的单纯限制和应予补偿的管制性征收。前者属于财产权社会义务范畴,后者则具有与国家强制取得财产权相同的效果,二者之间的界限应视财产权所受限制主体、范围、程度和外部效应而定。因此,为了充分有效地保障公民财产权利,中国《宪法》第13条第3款的征收概念应当予以扩张,涵盖狭义征收和管制性征收。同时,管制性征收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使其与补偿条款相连接,审慎界定公共利益。

论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管制性征收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财产的权益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新型征收制度,其经历了奠基、确立和发展三个时期。美国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当今美国管制性征收的判断主要采取绝对标准、关联性标准、多因素平衡标准和'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其救济措施是公正补偿。管制性征收制度代表一个国家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努力,该制度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立法层面上都具有很强的合理需求。我国应创立管制性征收制度、设定符合国情的判断标准和建立公正补偿的救济措施。

论耕地保护用途管制的法权基础——以管制性征收和公共地役权的组合为路径

在法律上建立耕地保护用途管制的法权基础,进而对权利受限的农民进行经济补偿,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私益之间的平衡状态,是落实用途管制制度、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前提条件。管制性征收制度和公共地役权制度均可以通过不变更土地所有权,仅仅限制使用权的方式,对耕地进行用途管制,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管制性征收能够实现刚性的管制效果,但是强制色彩浓厚,无法课以承包农户一定的积极作为义务,例如种植粮食作物;公共地役权虽然在制度的柔性以及主体的平等性和参与度等方面较前者优越,但难以通过对现有法律进行解释而建立,需要依托特别法的规定正式确立该制度。通过对两种制度的优劣比较,在我国耕地保护中采取两种制度协同互补的组合方式更为合理,可以根据管制强度进行区分,对于永久基本农田适用管制性征收,对于一般耕地则适用公共地役权,从而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并依此对土地权利人进行补偿。

美国管制性征收“实质促进”规则的出现与运用——基于相关判例的考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断管制性征收的规则不断变化。"实质促进"规则的运用过程反映了对管制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放松,对管制手段合理性审查的重视。该规则不关注系争管制对私有财产的影响,而是探究管制的潜在合法性。从近年来法院处理管制性征收案件的态度可以看出,已不能单纯依靠这一规则处理管制性征收问题。

不动产管制性征收中的补偿制度研究

传统征收是政府行使公权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随着经济社会以及城市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多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时,没有动用征收权,但公民的不动产财产权难以避免地遭受了过度的限制,从而使得公民的财产权造成损失。关于不动产管制性征收的讨论应运而生。通过外国及其他地区相关制度比较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动产管制性征收制度,并给予公民补偿,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不动产财产权,同时有利于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最终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在立法中确立管制性征收制度探析

近年,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愈加重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管理方式,如在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作出限制时,征收和征用是立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政府行为。此外,还出现了政府作出的管制性征收行为虽不像征收一样产生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却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权益的减损问题。由于我国未在立法上明确管制性征收制度,导致被管制人因行政机关的管制性行为造成权益减损时获得补偿面临困境。因此,在立法中明确管制性征收制度,不仅能够规范和保障行政机关作依法行使职权,而且能够为财产权益明显减损的被管制人获得补偿提供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