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管制权概念的生成——基于不同文本的解释

目前法学理论中尚未对外贸管制权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与外贸管制权相类似的用语很多,历史上所呈现的外贸管制权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为外贸管制权形式正当性依据的法律规范更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对外贸管制权的性质、内容进行准确界定,才能保证法理中外贸管制权的概念表述具备制度与观念上的统一性。外贸管制权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中的法律概念。

论WTO中贸易自由化和国内管制权的平衡——以GATT第20条必要性检验为例

必要性检验是WTO相关协定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对于成员追求国内政策目标与多边贸易规则交错的情形日益增加的冲突,WTO以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管制权与自由贸易的重要工具。其基本价值在于平衡WTO成员方所面临的两种潜在冲突的价值:一方面承认成员可以采取一定措施以实现政策目标,另一方面防止成员采取过度限制贸易的措施。GATT第20条是WTO协定中保障贸易自由化与国内管制权的重要工具,分析第20条中必要性检验的内涵和具体运用,对于厘清WTO其他协定中必要性检验的含义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下间接征收的“管制权例外”

当下国际投资法变革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建立"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应区别不需补偿投资者的东道国管制措施和需要补偿投资者的间接征收,以保障国家基于国家主权而享有的管制权力。

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期待与国家管制权之抗辩

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期待和东道国管制权的紧张关系深深扎根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体现于对外资的征收及公平公正待遇中。如何在冲突双方间寻求利益平衡,是国际投资领域的热点问题。结合个案来看,有效认定投资者合理期待及正当行使国家管制权能限制彼此的利益空间,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缔结双边投资协定的角度出发,建议应用比例原则分析为平衡缔约方的利益提供合理路径,进一步完善投资协定中的条款设计,厘清合理期待范围的同时为行使国家管制权留下主观判断及例外的空间,化单向制衡为动态平衡。

法教义学视角下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重释与厘定——基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审思

土地用途管制权乃是土地用途管制行为的法权表达,其构成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体系架构和规范展开的逻辑基础。目前,学理上围绕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这一最为基础性理论命题之界定,呈现出明显混乱、分歧甚至错误的状态,亟需正本清源。遵循法教义学研究范式,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乃是指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设置的一项实定法权力,其本质是对农用地之开发权的限制或剥夺。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分别是由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规制,而无需对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法权内涵进行扩张性解释来替代前述制度的管制功能。唯如此界定,方能正确厘定这一权力的内涵和边界,实现其在法秩序上的脉络统一目标。

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性求解——“小产权房”引发的宪政思考

"小产权房"的泛滥暴露出我国土地用途管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共同体内实现人性尊严的需要与社会国的应有使命,提供了政府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性来源,而在中国既定的土地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行使还必须能够确保国家对土地的有秩序许可转让与个人合理分享土地使用权,以实现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国家对小产权房的简单禁止并不是一项良善的管制策略,应当根据农村土地的用途有疏有堵,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同用途农村土地的转用机制。

论公共管制权——构成社会法核心范畴的新型国家权力

现代国家干预从立法权干预开始,随后发展为管制权干预,并从微观规制演化至宏观调节。公共管制权具有历史的动态的正当性,并获得了多学科的理论支撑公共管制权的演变打破了传统公法与私法的二元法律结构,构成了第三法域社会法的核心范畴,并使得私法社会化、公法社会化与社会法之间的界分成为可能国家经济社会职能不能以政治职能的方式去执行,这是中外历史给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将管制经济社会的法律一并交与政治行政系统执行,行政管理权与公共管制权不分,或许是迄今体制改革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法学界应当抛弃地盘意识,深入三元法律结构理论的研究,推动国家的职能分离从而真正实现国家活动的法治化。

浅议土地用途管制的有关法律问题

浅议土地用途管制的有关法律问题沈守愚土地使用管制是近代世界各国为保护耕地、环境和公共财富、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人多地少，耕地不足，近１０年来，虽加强管理，但因经济建设迅猛发展，总量仍不断减少，质量亦下降，保护耕地成为保护人民生命线的...

“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及效应阐明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2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该政策逐步细化落实,但是实践中仍存在实施难、管控难的执法难题。为解决此难题,需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入手进行解决。目前,“耕地非粮化”用语范围不精确,主要表现为“耕地”表述范围过大、“非粮化”判断标准——行为标准抑或耕地地力标准存疑。因此,需在现行法框架下对此进行解释作业以明晰“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农用地利用方面的制衡关系,分析两权在三个层面的制衡边界,由此得出“耕地非粮化”内涵厘定能够在第三个层面划定两权的界限,最终在两权之间寻得平衡。

从“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2022年判决看沿海国毗连区安全权

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2022年判决中认定了毗连区制度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3条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指出依据当今的习惯国际法沿海国在其毗连区的权力限于海关、财政、移民、卫生四项并否定被告哥伦比亚在国内法中规定其于毗连区内有关安全等方面管制权的合法性。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也将“安全事项”写入毗连区管制权的范围内。面对国际法院的裁定,应谨慎审视法院论证的充分性与说服力并结合我国相关立法的时代背景和当前局势思考我国相关立法。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条款研究

作为维护东道国公共政策管制权的重要工具,审慎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适用条件相对宽松。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涉及审慎例外时,投资协定不仅规定了金融主管机构作出共同决定的特殊前置程序,而且要求仲裁员必须具有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结合审慎例外条款的功能与发展趋势,我国应统一双边投资协定中审慎例外条款的模式,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防止审慎例外的滥用,在维护国家管制权的灵活性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

《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理论争鸣与现实选择——兼论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走向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践行的是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正当性基础。现行《土地管理法》在修改时,方向上应继续坚持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路径上应在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基础上,重点针对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开发许可权以及土地征收权等权力存在的弊病进行相应的完善。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企图对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进行颠覆式的推倒重来,不仅风险大、成本高,给现行法的体系效应带来较大的冲击,而且亦不具有实践可行性。

中国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思考

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践行的是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围绕这一模式的存与废已成为当下修改该法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在转型时期,继续坚持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实践可行性。现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理性选择应是在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基础上,重点围绕土地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开发许可和土地征收等权力存在的弊病基础上,以适应市场化为价值取向进行制度内在结构升级。

中美会计寻租差异分析及启示

会计对资源配置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于是导致了对会计进行管制的必要,进而引起会计寻租活动。会计寻租会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本文结合中美两国会计环境的特点,对两国会计领域寻租活动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了剖析,分析了这些会计寻租活动的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并就如何评价会计寻租活动及完善会计管制提出了一些看法。

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利结构的探讨

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利结构的探讨杨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和规律性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需要在权利结构的深层次上作出什么样的改革，达到什么样的权利结构标准，才能使社会主义体制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

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究竟如何改革？--汪晓华教授《中国土地管理权研究》书评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财产权和土地管理权两大组成部分。当下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系统性展开。但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下，如何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按照市场化价值取向进行改革，意义重大。汪晓华教授所著《中国土地管理权研究》一书即为中国土地管理权改革研究的一部佳作，全面、系统的阐释了中国土地管理权改革的整体图景及其具体方案。该书基于土地管理市场化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及方法论，对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开发许可权、土地征收权等具体问题展开了解释论研究。

探究国有企业所有权控制的改革路径——三种所有制模式的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入手,阐明政府管制对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必要性,强调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管制权的分离,主张建立法定的充分独立的管制机构,进一步对三种所有权控制模式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国有企业所有权控制,应遵循由"国家所有权+政府管制",向"混合所有权+政府管制"改革,随着产业本身趋于成熟化和民间资本累积程度不断增加,在未来社会管制政策足够完善的前提下,最终达到"私人所有权+政府管制"的发展道路。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变迁、目标导向与体系构建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党和政府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与具体实践。基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理论框架,依循制度演进与时代需求的双重指导,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应然进路。研究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资源配置与管制权力运行的复合运动过程。规划技术滞后与管制体制梗阻将会导致空间管制失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变迁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演进规律。(3)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仍然面临管制主体协调与管制体系优化等难题。(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目标导向应该着眼于回应两大需求、均衡两组目标与协调两对关系。(5)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应该从重构管制权力、管制体系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展开。因此,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需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做到实体管制与权力管制并举,静态体系与动态机制并重。

劳动权利实有化对劳动法学核心范畴的诉求

劳动权利实有化是劳动法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实现和保障劳动权利的任务无法通过改造私法权利机制来完成,需要改造公法权力机制,付诸与市场兼容的劳动管制权力。也即,只有在第三法域,劳动法才能真正取得独立于民法的地位,劳动权利的实有化问题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传统的劳动法学研究方法基于权利,基于权力的研究方法尚未被重视。从基于权利的方法转向基于权力的方法为推动我国劳动权利实有化所需要。劳动法学的基本权利是劳动权利,基本权力是劳动管制权,后者构成劳动法学核心范畴。以劳动管制权为逻辑起点,劳动法有了更为动态的界定,是调整劳动管制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