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过度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证据

为考察我国当下政府管制的规模、成本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一手的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55.26%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的补贴性管制占企业收入的11.05%,且较多地集中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而收费性管制占企业成本的6.98%,较多地集中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实证检验发现,政府管制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影响,其原因是当下的政府管制行为出现过度干预的现象,从而影响了管制效果的发挥。为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善用市场手段驱动规制而非直接干预市场;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建立政府管制行为的评价机制,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政府的管制行为;同时有必要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依法管制,以解决政府管制的随意性和难以问责的问题。

银行民营化的前因溯源——一个新的解释

不论从产权制度的效率还是从银行家才能的特殊性来看,在中小银行创办初期,都应允许银行家拥有银行的产权。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由银行家私人拥有的银行并不会引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负的外部性冲击。但中国当前金融过度管制政策破坏了声誉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扭曲效应,既阻碍了银行家才能有效发挥,还强化了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最终致使低效率二元化金融制度结构长期延存。于是,变革当前不合理的金融管制政策便具有效率意义上的正当性。

道路客运发展中的问题及成因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道路旅客运输（以下简称＂道路客运＂）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开始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趋势,在交通运输体系格局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出现这样的变化,既有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原因,也有道路客运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问题。从道路客运的发展看,在某些出行半径范围内,道路客运还是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但由于经营方向、运输利润率、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读

在我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发展却相对滞后,并存在较大的出口潜力与进口空间。究其原因,法治较落后增加了服务的交易费用、过度管制使服务业缺乏竞争、意识形态的局限限制了服务的交易范围。我国服务贸易要获得发展,政府应在服务贸易规制方面有所作为。

“营改增”税制改革下企业税务风险分析及对策

文章围绕“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内涵进行了介绍,认为“营改增”税制变革下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包含:当前税制中存在“税负刚性增加税负重感”的问题、“营改增”后部分企业税负压力并未从初期的“较重”逐渐转化成“较轻”、企业现时经营中出现“过度管制实质成为另一种税”的情况。为应对“营改增”税制改革下企业新增税务风险,提出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鼓励支持发展创新;围绕企业税负典型问题进行深度规范,契合实际给予政策层面支持等有效策略,以供参考。

林地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公共地役权制度的引入

随着我国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立法片面关注林地资源生态保护的单一公法管制模式已难以为继。以牺牲私权主体经济利益诉求来实现资源生态保护的方式,难以形成林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的长效机制。本文拟从林地资源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入手,在分析现行公法管制立法模式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地役权制度的私权解决途径。

广告代言的法律解释论

我国新修订的《广告法》超越效法模板,确立了管制色彩浓厚的广告代言法律制度。为降低过度管制带来的市场风险,实践中呈现出随意宽松化的解释倾向。解释论上的纠偏必须追根溯源,探寻立法背后的信赖原理。其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可引发信赖的表意行为是认定广告代言的事实基础,同时也是解释论的逻辑起点。信赖的程度之维决定了代言人有差别的注意义务,进而决定了代言行为的可归责性。但这只是法律天平的一端,作为另一端的消费者是否值得保护,还取决于信赖本身的合理性。借助于可归责性、信赖合理性及其所立足的信赖事实,对广告代言的"主体—行为—责任"体系可作出一体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