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春秋战国是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成熟期,齐国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滋育发展之重地,其在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呈引人注目的表现,邹衍堪称阴阳家集成性大师。邹衍之前,《管子》之《四时》《五行》等四篇乃齐早期阴阳家思想发轫之端绪。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其《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其后经邹衍的努力弘扬,彰显出其作为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之认识。《管子》作为早期道家学说汇辑,其阴阳五行黄帝崇拜的联系纽带,必然使稷下黄老道家同时上承管子学派代表的相关早期道家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

《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

刘向领校群籍,遵循了以人名书的命名方式。以人名书,仅指其书为一家之学,非指其书为某人所作。以《管子》论,则仅指《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并无《管子》为管仲所作之意。后世学者不明白以人名书的学术意蕴,惑于既以人名书则书必为其人撰的错误认识,纷纷展开《管子》中是否存在管仲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管仲思想、有哪些思想与管仲本人相对应的古籍真伪之辨。虽然真伪之辨稍有"辩乎其所不必辩者"的徒劳倾向,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看,却代表了《管子》研究的深入。为了坐实《管子》的作者,当代学者提出管子学派说。此说虽有合理性成分,但比起《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的说法来,仍有逊色。《管子》以管仲为名,衍生出诸多可探讨的学术问题,这些均是《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在《管子》研究中的表现。

《管子》之学与秦汉制度及后世借鉴

认为《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和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所著,同样不可取,《管子》一书应该是包括管仲及其后学在内的管子学派长期积累的思想和著述成果。《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囊括了战国诸子各家特色的思想内容,但其中大量和主流的似乎更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如重君权、重法治、重制度、重农耕、重富国强兵等,但作为东方法家代表的《管子》与西方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又有明显差异,如果非要定其学派归属,可将之归于杂家。《管子》应作为一门独立学问来研究,即"管子学"。《管子》有关国家体制及具体行政制度的思想和设计对秦汉行政制度有直接影响,如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管子》思想对汉代有重大影响,而富国安民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更是影响长远。

试论孟子、荀子与稷下学宫的思想联系

先秦儒墨论战的标志性事件是孟子“辟墨”。用墨家后学的逻辑、论辩方法去批判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乃是孟子参与稷下学术争鸣与论辩活动的一大证据。孟子“气”论思想的形成受到黄老学派、管子学派以及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等人的直接影响,管子学派对孟子论断的反驳、对管仲“王霸并治”思想的辩护因孟子与齐宣王的多番对谈而发酵,这都表明孟子与稷下学宫之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王霸之辩”的问题在稷下学宫产生热议,最终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获得统合。荀子从“道”“术”两个层面出发,以“王道”为治国之本,以“霸道”为治国之佐,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孟子之学与《管子》之学的思想冲突。稷下学宫在荀子“三为祭酒”时期迎来了最后的辉煌,荀子也在稷下学宫完成了自己对百家之学的批评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