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

“互联网+销售”有助于改善管理层预测的质量吗——基于上市公司开设电商店铺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店铺的信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互联网+销售”对管理层业绩预测质量的影响。我们发现,“互联网+销售”主要可以产生两方面影响:1)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互联网+”能够升级公司的信息技术,提高管理层对盈余信息的获取能力,从而促使管理层更及时地发布业绩预测;2)增加销售不确定性,“互联网+销售”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异于传统商业模式的销售环境,这种销售模式的转换会增加管理层对未来盈余进行估计的难度,从而导致其业绩预测的准确度降低。本文针对销售环境的研究还发现,“互联网+销售”降低了公司销售客户的集中度,并且,在不确定性较低的销售环境中,管理层预测的准确度并不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些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销售不确定性对业绩预测准确度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互联网+”如何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提供较为典型和具体的经验证据,也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合理地甄别和理解“互联网+”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高管校友关系与业绩预测披露行为

本文考察高管对个人社会关系的依赖是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产生冲击;具体的,本文系统论证了高管校友关系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管理层业绩预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公司与其供应商的高管之间存在校友关系或校友关系更广泛时,公司发布管理层业绩预测的概率和频数均显著下降,即高管校友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业绩预测,成为了供应链上的信息流通渠道。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公司的私有信息成本较高或经营环境更不确定时,校友关系对业绩预测的替代作用更强;而当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时,这种替代作用显著下降。此外,本文发现高管校友关系也显著降低了业绩预测发布的自愿性和及时性。最后,本文发现校友关系引起的业绩预测披露减少,削弱了外部信息使用者获取公司层面信息的程度,表现为股价同步性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加大。本文结果表明,高管对个人社会关系的依赖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质量,可能使中小投资者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公平性。本文将个人社会关系的经济影响拓展到信息环境领域,为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公开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