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缘何频繁发起并购:过度自信抑或私利

上市公司管理层频繁发起的并购是出于其过度自信还是私利驱动?依据行为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等基本理论,文章选取2008-2011年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Logit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将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和追求个人收益的自利动机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心理状态普遍存在,但管理层发起频繁并购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其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而在上市公司频繁并购的诱因中,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具有"杠杆效应",即: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心理状态会增强其为了谋取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等个人私利最大化而实施高频率并购活动的意愿。研究发现为公司连续并购的动因理论做出了增量贡献,也利于丰富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并购相关研究议题的经验证据。

并购频率与管理层私利——基于过度自信视角的经验分析

依据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委托代理等基本理论,以我国上市公司过度自信管理层发起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并购频率是否会影响管理层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水平,并利用非参检验方法进一步检验并购频率与公司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发现,有着过度自信管理层的上市公司的并购频率与管理层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表明过度自信管理层更可能是出于谋取个人私利动机而发起高频率的并购活动,而频繁并购后上市公司绩效却呈现降低趋势。

证交所网络平台互动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

近年来,网络平台互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出现“蹭热点”等一系列问题,管理层涉嫌利用网络平台操纵信息披露,使网络平台成为管理层谋取私利的工具。本文利用2010~2021年上证e互动和互动易平台中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网络平台互动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平台互动能降低业绩预告披露的精确性,提升业绩预告披露的积极性和频率。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旧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私利动机越强,上述效果越为明显;当业绩预告披露为“好消息”时,能够弱化网络平台互动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业绩预告的影响;分析师关注与公司治理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策略性披露业绩预告问题。本文不仅拓展了有关网络平台的经济后果和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对规范网络平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了一定启示。

基于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分析

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角度,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多的可能性是出于管理层私利的机会主义投机行为;进一步考察企业的股权性质和地区差异后发现,上述动机在国有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

以2005—2019年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地级市政府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力度越大,越能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地,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代理成本较高和信息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上述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并且这一效应在治理避税的其他机制较弱时更加显著,即政府审计能够弥补其他治理机制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再监督机制。研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财务独立董事能否抑制高管的价值损毁行为?——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发生并购行为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研究财务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私利、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独立董事对企业并购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层私利与高管过度自信均会造成企业并购后绩效的下降;财务独立董事通过抑制管理层私利和高管过度自信可改善企业并购绩效,同时,财务独立董事的年龄、学术背景将会对其改善并购绩效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过度投资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分析--诠释行为异化与治理

过度投资属于非效率投资,已成为公司财务行为的重要部分,经济新常态时期剖析其行为异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性。文章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对新常态下过度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新常态下企业内部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强化效应,管理层的私利和短视行为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缺乏价值投资;合理负债水平能够抑制投资过度行为,异质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以及异质行业下过度投资行为存在强化或弱化效应。文章丰富了新常态下过度投资影响因素方面文献并对其行为异化与治理得出六点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动机:于公还是于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5—201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盈余质量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经验证据表明，企业盈余质量对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便是在控制了“内生性”的影响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在股权分散型非国有企业中，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负向关系更显著。这表明，此类企业更有可能在进行盈余管理后，基于管理层私利动机，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其对盈余所做的操纵。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

同群行为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文章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1)当企业嵌入董事网络时,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2)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到更高的非货币性收益,而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取了更高的货币性收益。(3)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并未带来政府补助的增加,但企业绩效却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理性对待董事网络,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慈善捐赠经验,以免得不偿失。

网络平台互动与股价崩盘风险:“沟通易”还是“操纵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嫌利用网络平台互动“蹭热点”以推高股价。基于此,本文利用企业在“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回答投资者提问的数据,检验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揭示旨在便利沟通的网络平台互动是否可能沦为管理层私利动机下操纵信息披露的工具。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平台互动中回答问题的数量越多,其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在工具变量法、Placebo检验、改变衡量指标及调整检验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网络平台互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市值较小、财务风险较高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随着企业在网络平台互动中回答问题的数量增加,管理层当年更可能减持股份且减持人数和减持比例显著更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也显著更高且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同时,机构投资者显著增加了对企业的调研次数并降低了期末持股比例,审计师则显著提高了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费用。本文的研究为企业管理层可能通过操纵网络平台互动信息披露以寻求个人私利提供了新证据,拓展了有关互联网沟通的经济后果和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进一步加强监管以优化网络平台互动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