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确定、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有限理性,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将管理者乐观主义置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中介效应的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经济不确定性、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偏差;管理者乐观主义会使得银行风险增加;在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渠道"实现的,而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银行市场纪律约束具有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中介渠道而发挥作用的。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乐观主义与企业投资行为

文章将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的有限理性纳入同一框架,从行为公司财务的视角,提出并证实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效应渠道"。这丰富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反思20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文章将两大主体的有限理性纳入同一框架的分析范式,对拓展与整合行为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路径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

管理者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由2000-2011年国内50家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数量关系,风险担当水平与经济周期、流动性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银行规模、货币供应增速呈负相关关系。对此,银行管理者应了解相关信息、加强教育与自我教育,而监管当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有必要考虑由此产生的管理者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公司治理与代理崇拜

代理理论——适用于公司治理中的争论——构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神话之上。然而,真正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权和所有权,即股东股份所有权和公司资产所有权之间。股东不是被代理人;董事和高管亦不是股东的代理人。股东确实选举董事,不过董事奉公司法为圭臬,根据公司法行事,而公司法极少要求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相反,公司法允许甚至鼓励董事为公司的基业长青而行事,只要董事有合理理由认为其行为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然而,代理理论对此现实置若罔闻。与此不同,正如早期文明通过参照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与看不见的神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前者,代理理论学者讲述的是股东们为保持安宁而有所牺牲(支付监督成本),而管理层则做出承诺并以此行事(引发约束成本),但股东们最终还是要处理不受诸神控制的一时冲动(剩余经理自主权)。然而,尽管研究成果丰硕纷呈,但表明这场战斗是真实的证据尚付阙如。管理者通常忠诚可靠,这可能是因为现行公司法的重点在于规制管理者不忠,并且商业领域的竞争远比大多数代理成本模型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其几乎没有留给管理者任何松懈余地。相反,有证据表明管理者受认知偏见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管理者显得乐观。管理者乐观主义和公司法的灵活性可以为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的大多数有争议理论的失败提供解释。如果学者直面现实,将代理崇拜抛之脑后,经济学与法学研究的学术水平都将得到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