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史箴图》看20世纪初欧洲中国绘画研究模式

中国卷轴绘画史的经典之作顾恺之《女史箴图》,在入藏大英博物馆的20世纪初期成为宾雍、翟理斯和沙畹等欧洲汉学家和艺术史家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该画卷涉及图像、历史和文学等多重复杂的中国文化元素,为欧洲学者的《女史箴图》图像研究带来极大挑战。他们之间通过知识互惠、图像分享方式相互合作,在图像作者、内容、风格、形式、流传等方面取得西方视野下的初步认知。除借助中国画论等传统文本材料的文献分析之外,直觉式风格鉴赏和中西比较研究亦是欧洲学者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方式与方法,其中,后者经历了从早期的“中欧比较”或“中日比较”再到“中国比较”的内在转变。

《女史箴图》中“对镜梳妆”场景的教化价值及现代启示

该文以魏晋时期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对镜梳妆”部分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部分临本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挖掘《女史箴图》的艺术教化价值,揭示“对镜梳妆”场景蕴含的深刻精神教化价值。“对镜梳妆”这一场景不仅生动展现了古代女性日常的仪容修饰,而且是对自我审视与内在修养、家庭和谐与家风传承、道德引导与女性地位等理念的追求与弘扬。《女史箴图》既是艺术上的杰出呈现,又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女性德行的深刻教化和美好期许,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跨时空的启示意义。

《东交门箴》的作者是苏轼还是苏过?

《东交门箴》一文在《全宋文》中重出,分别系于苏轼和苏过名下。系于苏轼名下的依据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系于苏过名下则是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斜川集》。通过对此文所涉别集、总集的版本源流进行考察,再结合《东交门箴》的思想内容、行文文风和苏过的生平经历进行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东交门箴》作者为苏过。

探究工笔画的美术语言——以《女史箴图》为例

工笔画作为传统绘画的一种,在色彩运用、构图位置、人物刻画等方面呈现出独特之处。其中,色彩作为美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画家艺术情怀和思想情感的传达媒介。本文主要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工笔画《女史箴图》的色彩运用、构图位置、人物刻画进行分析、鉴赏和借鉴,揭示中国工笔画美术语言的独特之美。

"箴"与"铭"——中国古代文体谈

概述中国古代的两种文体——箴与铭,介绍它们的起源、作用和文体特点,以及历史上有名的作品,使语文教师对这两种文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扬雄箴体文学讽谏思想的艺术表达

扬雄的箴文创作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它不仅是作者自赋体文学之后的文学道路延续,而且也是其讽谏思想主题表达的一种文体创新。他赋予箴体文学丰富而深刻的讽谏功能,大大增强其艺术表达的方法技巧,使其作为一个成熟的文体,正式进入文学殿堂。故学习效仿者代不乏人,成为难以超越的箴文典范。

中唐箴铭文折射文人情怀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为其特色。在中唐社会动荡不已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以箴铭文为载体,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个人、仕途和社会的多样情怀。一、中唐箴铭文及其社会背景箴铭文其实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

从清宫到伦敦——传顾恺之《女史箴图》西传轨迹及外流成因再检讨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于20世纪前后从清宫流出,辗转成为大英博物馆百余年来的镇馆之宝。因缺乏相关直接记录,画卷流出轨迹及成因等问题说法不一。实际上,《女史箴图》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流出清宫,被英国的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带离中国。依据他写给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绘画部的负责人悉尼·科尔文的信件等档案资料及馆藏信息,该画卷的入藏性质属于金钱交易品。因此一种广为流传的“赠礼”说法不足采信,它与该画卷作为金钱交易品的入藏时间、性质、逻辑等抵牾不合。画卷是被八国联军侵略者从北京劫走,掠夺者指向英国军官约翰逊。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语境论视角下《女史箴图》语图关系研究

图像意义诠释的空间和边界是由图像所处的语境决定的,图像意义诠释的法则与框架也是由图像符号所处的语境决定的,因此在视觉修辞探讨实践中分析图像释义规则,语境问题是首先应该考察的理论命题。本文从视觉修辞学的语境论出发,分别从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方面尝试对《女史箴图》进行语图关系的分析,试图回应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当中所存在的视觉修辞问题。

俞子箴体育教学思想研究

俞子箴先生是安徽池州籍基础体育教学专家,在长期从事体育教学实践的同时,他专注于体育教学研究,形成了具有自身风格的体育教学思想。俞子箴体育教学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在于求学经历和教学积累,理论源头在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和“学”“术”并重治学风气影响。俞子箴体育教学思想的主体内涵归结为坚信基础体育教学为根本、坚守体育复兴救国之重任、推进体育游戏教学系统化、坚持体育教育教学科学化。俞子箴体育教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当前应明确基础体育教学的特殊地位,认识体育课程思政的关键作用,发挥体育游戏教学的多元价值,重视体育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

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辨误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宝箴集》第三册收录有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一文。文中关于天津教案始末的论述,存在时间记述上的讹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陈宝箴年谱简编》正是以此文为据,得出陈宝箴于同治八年正月因天津教案在保定面谒曾国藩的结论。通过细梳天津教案发生的时间及陈宝箴、曾国藩、方宗诚三人从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的行程与交集,可以得出结论,即陈宝箴从方宗诚处得知天津教案内幕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方宗诚抵京后,闰十月离京赴天津前,并非陈宝箴“北行入都”之时。

武梁祠画像与《女史箴图》在女性题材方面的意蕴表现

在我国的传统绘画中,专门描绘女性题材的绘画始终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女性题材的绘画被不断地创新,产生出新的题材、风格以及构图以满足大众的各种目的和需求,其中就有一些作品,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与《女史箴图》,蕴含着封建社会下对女性的道德劝诫。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女性由内而外的约束与规范常常通过绘画得以展现,且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

回望与笃定——读《回望经典·邵大箴书画作品集》

关于邵大先生多方面的成就,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先生以七个关键字进行概括,分别为“教”“编”“译”“著”“评”“绘”“书”这七个方面。邵先生长期从事美术史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国内美术界三本重要学术期刊的主编,翻译西方重要的艺术史著作,出版多部专著,其艺术理论与艺术评论对中国当代美术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邵先生的“绘”与“书”,则是大家相对比较陌生的。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先秦之“箴”与“官箴”之源

“箴”由缝补之用,变而为治疗之用,再转而为规诫的言辞之用,直至形成具有较为固定范式的“官箴”之体,其工具本质始终未变。今传世先秦箴辞七篇,《夏箴》《商箴》《周箴》《耄箴》《勤箴》《大正箴》皆为下行箴辞,唯《虞人之箴》为官箴之属。官箴盛于两汉,扬雄启官箴拟作之端绪,汉人模范《虞箴》,官箴之体从而成为汉代重要的文章形式。

《老子》与先秦箴体

箴是先秦时期即已存在的一种文类。从散佚在《逸周书》、《吕氏春秋》以及《左传》中的箴体文献看,其主要的文体特征是:句式整饬,以四言句居多,间有五言、三言、七言等杂句,亦有对句;大抵用韵;具有强烈的箴诫作用,意在规范君王或其他被箴诫者的德行。《老子》文体与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老子》文本有两个层次,即原始文本和附加文本,后者是对前者的阐释、引申,为后学弟子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累加而成。原始文本从形式上看是句式整齐、简短的韵语,从内蕴来看是关于治世修身的嘉言善语,为老子自创或征引。《老子》原始文本其实质是箴。《老子》文体与楚国独特的箴诫传统以及老子本人史官的职业背景有关。

潘岳两次婚姻说考辨——以《新婚箴》与《答新婚箴》为据

关于潘岳的两次婚姻问题,由于材料欠缺,学者们争议较大。在相关文献中,挚虞《新婚箴》与潘岳《答新婚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论据。结合史料看,挚虞与潘岳的关系不算融洽,挚虞作《新婚箴》的目的应该是借潘岳再婚事件表达自己对潘岳的不满,而不是好友间的戏谑调侃。从箴的文体看,它承载的功能以劝诫纠过为主,而潘岳在婚恋方面并无任何不良记录,挚虞通过这种文体来表达新婚祝福,显然意有他指。从潘岳的答箴看,他对挚虞提及的再娶事件予以了回应与认可,结合潘岳丧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确认,潘岳的第二次婚姻是存在的。据考,潘岳的妻子杨氏于元康八年去世,潘岳于永康元年被杀,所以潘岳的第二次婚姻当发生于元康九年。

从“官箴王阙”到官吏自箴--传统官箴形态的演变

中国传统官箴形态的演变并非呈现为直线型,而是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来,官箴最初的形态以"箴君"为主,但西周出现了"箴官"的萌芽;春秋战国,"箴官"持续发展,并严重挑战"箴君"的主体地位。进入西汉,"官箴王阙"的传统得到复兴,但东汉之时,"箴官"又取得压倒性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箴君"与"箴官"呈现"二元并立"之格局。隋唐时期,"箴官"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尚有"君臣互箴"的色彩;宋元明清,"箴官"的主导地位被再度强化,并最终走向官吏自箴。

《女史箴图》略考

本文首先从《女史箴图》上的箴文与张华《女史箴》文进行比较,找到文字的差异性,从而探讨《女史箴图》上的箴文出现错误的可能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作者临摹所造成的。其次就历代鉴藏家对于此画是否确为顾恺之真迹,以及流传的年代意见不一,难以判断的局面,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同时也参以诸家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