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流变中的三次危机辨析——兼论篆隶古法在帖学复兴中的特殊意义

魏晋以来,中国书法史发生的三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帖学的发展。第一是唐代楷书模式的确立,第二是宋代及宋之后刻帖的流行,第三是清代兴起的碑学之风。本文试图从学术上厘清三大历史事件与帖学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三大历史事件所共同指向的篆隶古法在帖学复兴中的特殊作用和价值。

余绍宋论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的理论生成——兼谈其“颜柳”书法情结

本文就余绍宋对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这一结论性的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溯本探源,并借助"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的褒贬,试图窥析出余绍宋对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情结。

二王书法风格略论

王羲之与王献之在书法史上并称"二王",其二人书风的区别在于王献之书法中篆隶古法的不传,并由此带来的二人书法风格的巨大不同。一遒媚劲健,骨力追风。一潇洒飘逸,不衫不履。书法作品一神品、一逸品,分别代表了儒道两家的最高审美理想,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二者又不存在可比性。但在文学上人们似乎更强调风骨,这或许对我们来比较二王的书风问题是一个启示。

清代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篆隶观念考论

"碑学"的含义与实践所指书体是否包含篆隶二体,此矛盾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普遍存在,篆隶二体与清代碑学的关系一直未被厘清。本文通过对清代碑学理论的梳理,认为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的篆隶古法观是其区分南北书派的重要特征,包世臣《艺舟双楫》以篆分遗意观来阐释碑学技法,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篆隶杂沓"观则为"碑学"含义生成的内在理路。篆隶二体在清代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