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家园何在?——东西《篡改的命》全新的文学景观

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讲述了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小说延续百年来现当代文学中城与乡的对立与纠缠,在塑造“最后的进城者”的同时也终结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小说中,汪长尺用篡改儿子命运的方式令其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也得到自己所想望的胜利,小说延长“乡下人进城”的故事链条,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景观,而在城与乡的书写上,东西坚持了双重批判的立场。

一部融合东西方悲剧艺术的小说——论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

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融东西方悲剧艺术于一炉,既与古希腊命运悲剧、莎士比亚性格悲剧有相通之处,又继承了中国古典悲剧取材现实的特点,这既是一出命运悲剧,也是一出性格悲剧、社会悲剧。

险象环生的叙事--论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

东西的小说,演绎的往往是小人物躁动煎熬的灵魂和苦难荒诞的命运。他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讲述了一个叫做汪长尺的农村青年进城的绝望故事。小说启用了众多反常规的人物和事件,在叙事上既险象环生,又步步为营,在荒诞与真实之间,有力地书写了我们深埋心底并日渐麻木于平庸生活的苦难记忆。东西小说也体现出了一个作家温暖的现实情怀——即便现实已经破败不堪,他依旧没有放弃反抗;即便已经是精神的荒原,也仍然艰难地让自己的作品透出一丝希望。从这个角度说,《篡改的命》是一部思想性、探索性都很强的作品。

论《篡改的命》中改命悲剧牺牲品形象

作家东西的长篇新作一经面世即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评议,他们或聚焦于汪氏父子的人生境遇,或着力于作品中一连串的"篡改命运"情节,却对作品中的重要女性人物——贺小文,缺乏足够关注。贺小文抱着嫁入汪家继而进城,从而改变命运的初衷,在饱尝城市生活的艰辛后选择沉沦,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她的默许成为造成其子被送予仇人的强大助推力量。她既是社会底层女性生存状况的缩影,也是家庭悲剧、社会悲剧中的牺牲品。

“中国问题”的荒诞呈现——评东西新作《篡改的命》

《篡改的命》是作家东西的最新长篇力作。小说一改东西以往创作的先锋色彩和寓言化风格,以写实的笔墨聚焦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小说通过主人公汪长尺试图融入城市改变命运的挣扎与失败,以荒诞的手法触及当下中国的诸多现实问题,表现了以汪长尺为代表的底层小人物的边缘生存状态。小说以悲喜剧交融的方式深切反映当下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既荒诞又真实,体现了作者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思考。

论东西小说《篡改的命》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美学从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的独特视角,去审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动态的平衡状态。东西作品《篡改的命》以社会底层人物为描述对象,通过对物化都市生活的书写,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追求以及人内心和谐世界的构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体现了东西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正义的缺失：评东西小说《篡改的命》

《篡改的命》是东西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汪长尺这一形象,刻画了社会人的畸形怪诞的精神病态,表现了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在遭遇公平正义缺失时,只能接受苦难命运的无奈与悲哀,揭示了社会的荒诞与人生的绝望。东西把汪长尺的悲惨命运归因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的缺失,凸现其小说的社会批判与命运解读的意蕴特征。

城乡二元对立的＂创新＂——评东西小说《篡改的命》

《篡改的命》是东西第一次以城乡为题材的创作.从叙事来讲,小说和其他同题材作品相比较,故事情节更加惨烈、语言更具戏剧性、叙事更加荒诞.东西用一些极具现代特色的语言去写过去发生的故事,对故事的发展和结果都做了一些＂巧合＂的安排,主人公也是＂死而复生＂,这些都体现了本篇小说的创新之处.

凸显人民性立场的民间化叙事——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错位结构研究

错位结构是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主要叙事策略之一。作者站位人民性书写的立场,突出展现了小说中人物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物质基础与精神尊严、人性欲望与伦理秩序、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多重对立冲突,形成多重错位下的悲剧叙事,表现了作者善于调侃戏谑冷峻社会关系、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揭露批判不合理社会现象的人文情怀与责任担当,彰显了作者对民间化叙事的试验、探索和丰富。

失语的乡村影像——《篡改的命》的症候式解读

《篡改的命》书写了20世纪末期乡村失语的种种影像。本文透过小说的症候,解读文本表层没有直观呈现的深层思想主旨,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分析小说中谷里村村民对城市的畸形向往和对权力的畏惧,以及在金钱和权力侵蚀下的道德迷失,剖析乡村在强势都市话语前的被动与难于自述。东西笔下失语的乡村既是对城市化进程吞噬乡村美好人性和破坏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也是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究竟要走向何方的深刻反思。

论《篡改的命》写作中的“实”与“虚”

《篡改的命》是作家东西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荒诞轻喜剧化的笔调,细致入微地描摹出以汪长尺一家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生存和价值观悲剧。以乐写悲,又以让人窒息的绝望来呈现内心的希望,体现了作家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

《篡改的命》：一场徒劳幻梦？

东西用小说的逻辑，表达了他的认识：在当下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如何奋斗。

试论东西小说中的“野生词语”——以《篡改的命》为例

东西是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在他的小说中,通俗词汇被频繁使用。在作家2016年的新作《篡改的命》中也出现了不少网络用语、方言、口语等"野生词语"。这些特别的词汇从文学作品中一跃而出,抓住人们的眼球,为读者带来非常新颖的阅读体验。此类词语的频繁使用既表露了作家的文艺追求,也回应了读者的情感期待,使作品更具独特语言魅力。

论东西《篡改的命》中悲悯情怀

东西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他的新作《篡改的命》以主人公汪长尺的经历为线索,不仅展现了汪长尺悲剧性命运,而且在叙述中表现了林家柏处于长期自我压抑的精神状态,同时揭示出人优秀品质失落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不良的社会风气,作者对这些现象的书写正是其悲悯情怀的展现,而这种悲悯情怀有助于引发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推动个体自我完善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最后”的进城者及其他——论《篡改的命》

城与乡的纠缠,某种意义上是内蕴于中国现当代作家心灵深处最为原始的叙事冲动,以至于“乡下人进城叙事”能迁延百年,作为一种叙事母题在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庚续不绝。大量文字演绎着千千万万乡下人“逃异乡、走异路”的人生,言说他们光怪陆离的城市遭遇。老舍《骆驼祥子》(1936)无疑是最早完整描述进城乡下人遭际且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谋生,几乎成了一般乡下人的普遍选择。

快与慢的辩证法——论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

《篡改的命》中通过讲述一个农民为改变自己"原罪"式的农民身份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呈现并表达了作者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格局的深入思考。对于农民来说,其农民身份所指涉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经济状况,更多是一种涉及文化身份及其认同在内的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更是同空间上的错综等级关系纠缠一起,因而也就越加显得复杂而多变。某种程度上,以几何数字的方式递增的全球化时代节奏,不仅没有带来文化认同差异的消弭,反而是持续发酵且愈演愈烈。小说中主人公汪长尺最后无奈的奋力一跳,其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一悖论之所在。

迷失了自我的天真求仕者——论东西《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长尺形象

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主人公汪长尺形象,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与世界文学血脉相连。汪长尺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书生形象,超越了新时期文学中的高加林形象。从世界文学原型看,汪长尺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小人物,是迷失自我、寻找归属的现代人,又是永不服输、风度优雅的"硬汉"和绝对无私的"父爱基督"。

绝望中的艰难生存——读东西《篡改的命》

一、底层人民的苦难书写(一)小人物的惨淡命运小说通过刻画汪槐、汪长尺和汪大志的命运来展示农村青年融入城市、改变命运的艰难,揭露下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展示了他们痛苦惨淡煎熬的一生。小说中的主人公汪长尺因高考填报志愿失误而落榜,他的父亲汪槐因不满去向教育部门据理力争而摔断双腿,后汪长尺进城打工却遭遇老板拖欠薪资,替人坐牢发现那人正是自己的老板林家柏,出狱后意外被黑社会打伤,妻子小文迫于生计出卖肉体.

无法“篡改”的叙述——东西小说论

一认识东西好多年,读过东西的许多作品。直到遇见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我才真正地相信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这些年来被我们的评论界和研究界所忽略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充满力量的审美化,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识和勇于担当的情怀,狠狠地撞击着我的灵魂,将我拖曳进现实,并叩问自我和生存价值。东西笔力矫健,叙述站在严谨、冷峻、体恤、伦理的维度,揭示当代现实的种种矛盾,描摹个人道德的困惑、“灵魂的叹息”。

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

民间化叙事是当代作家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老百姓的身份,从老百姓的视角,按老百姓的逻辑,用老百姓的语言,书写老百姓的生活。小说富有个性和张力,充满想象、荒诞、戏谑,富有深刻性、趣味性、可读性,展示了民间化叙事的强大能量,展现了东西的乡土情怀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姿态,不失为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学实践的成功写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