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格(霸)姬簋中的立君争讼与“先王之刑”

格(霸)姬簋铭文事关西周霸氏立君之争。格(霸)姬主张其子为君,晋人伸主张其甥为君。王朝贵族鬼、叔、鼏父、师父、微史共同审讯此案,之后将相关情况陈告伯偯父,伯偯父进行裁决。宣判由史官系统之长尹氏做出,其下属史官告知格(霸)姬。尹氏及其下属保子津在对格(霸)姬的嘉勉礼仪中宣布判决结果,实际是对格(霸)姬及其子合法拥有霸氏首领地位的宣示。格(霸)姬簋铭文显示在审判环节要依据“先王之刑”的做法,将金文中有关遵循“先王之刑”表述的年代提前到了周穆王、周恭王时代。不仅如此,格(霸)姬簋铭文还是目前所见在审判实践中运用“先王之刑”的唯一实例。山西大河口2002号墓地出土的格(霸)姬簋与霸姬盘、盉铭文显示了周穆王时期王朝法权全面扩张的现象,这种扩张包含有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并与周穆王时期的法制变革相关。

稽古揆今 文脉传承——论紫砂艺术组合“簋”的创意设计和历史韵味

在紫砂器的抟制过程之中,宜兴的紫砂匠人们以青铜器为创作的灵感来源,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器型,也让更多的紫砂艺术可能性通过妙手天工的抟制和天马行空的思想,呈现在我们眼前。从整体上来看这组紫砂艺术作品《簋》,我们能够感受到创作者对于中国青铜文化的热衷和造型艺术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地运用了紫砂良好的可塑性,融入了青铜纹饰的特征,完整地把一套富有中国传统历史韵味的紫砂茶具呈现在我们面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套组合都采用了全手工抟制而成,每一件的细腻程度和一把壶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之中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一组作品在茶座之上使用其实是比较的奢华,陈列起来欣赏反而更加地能够看到历史的厚重之感和紫砂古朴质感的交相辉映。

庆阳市博物馆馆藏西周穆公簋盖赏析

青铜器是人类最早发明的金属器,它的出现标志了人类技术创新的巨大飞跃,让整个世界为中国文明赞叹。庆西周穆公簋盖是庆阳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文物珍品,其造型庄重大气、纹饰富丽精致、铭文内涵丰富,不仅以极高的审美价值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独特魅力,而且四十五字铭文的丰富内涵也承载了西周时期灿烂的历史文化。

霸姬簋铭文所见西周宗法与家族伦理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2002号霸仲墓出土霸姬簋,器主霸姬为霸仲之母。簋铭记述了作为霸氏小宗的霸仲曶立为宗君之事,而小宗立君不仅必须经霸氏宗族举荐,还需征得婚姻之国的同意,更要上呈天子核准,由史官别造异典,亲为传达,制度严格。立君的条件则是“弗能违有家”或“不能违有家”,即不能违背宗法与家族伦理。铭文与《易·家人》所反映的制度与观念一致,对于西周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和家族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扶风强家村窖藏器恒簋盖铭新释——从西周世官的特殊现象考察

扶风强家村窖藏铜器群属于西周虢季氏家族,然而同窖所出的恒簋盖铭中的恒一直以来都被排除在该家族世系之外。恒簋盖铭所见器主恒的册命辞与殷簋铭文“更乃祖、考、友”有相似之处,殷簋铭文或可为破解恒簋盖铭提供重要线索。将二铭比观,可以发现恒可能是作为家族宗子之“友”参与到世族职官赓继中,而“友”正是西周贵族社会中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构成,其与贵族家主或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不仅能更合理地解读恒簋盖铭“更■、克司直鄙”的含义,而且能为恒簋盖何以出现在虢季氏窖藏中提供合理证明。

新见伯绅簋铭文考释——关于西周农作物的又一例证

伯绅簋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伯绅用该簋来盛载稻粱,用以宴享他的同僚及朋友,并用来祈福。铭文内容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簋的定义,证实了西周饮食文化的等级性,并为西周农作物的研究增添了又一例证。

宜侯夨簋中“宜”非江南吴国新考

宜国是传世文献佚记的西周诸侯国之一。若非宜侯夨簋、霸伯盘等青铜器的出土,人们无由发现它的历史踪迹。然而在宜侯夨簋被发现后,学者多将其视为江南吴国的铜器,用以考索吴国早期的历史。实际上,宜侯夨在徙封宜地之前为虞国之君,而虞国是武王时期分封吴国虞仲在晋南地区新建的国族。后来康王将虞侯夨徙封至宜,其地在今河南宜阳,而非江苏丹徒或其它地方。近出霸伯盘铭文中的“宜姬”不仅显示了宜为姬姓国族的事实,也提供了宜国与霸国相近而交往密切的证据。康王徙封虞侯夨于宜,使其与应国相互配合,共同组成抵御淮夷、南向拓疆的重要防线,以便实现周初经略南土的战略目标。

散伯簋流传及著录情况整理与研究

散氏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世族,常见于传世及出土文献,散伯簋是散氏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此组器物出土时即散入众手,且多数随后流散海外,因而国内学界对其流传过程关注不多,铭文的著录虽众,然多有疏漏舛讹。本文在详尽搜集各种著录及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散伯簋的流传及著录情况做了细致的梳理,总结现存四器的流传过程及各著录中拓本的来源、递嬗情况,并对有关问题做出了说明与研究。此外,文中还顺带指出了《周金文存》等民国时期金石图录中的歙县程氏与新安程氏指的分别是程振甲、程洪溥父子及程霖生。

横水M2055出土铜簋相关问题研究

学界近期已刊布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055的发掘资料,其中的长铭方座簋颇为引人注目。依据器型纹饰、铭文行款、书体特征、铭文恒语以及铭文内容等因素推断,其铸造年代在周穆王前半段的可能性居大。本簋铭中的“通”,原篆当从夭从彳从止甬得声,系“通”异构;“肇”原篆应从目从户从戈从又,是常见“肇”的异构;“禴”原篆从衣从龠得声,训读“禴”。本方座簋铭的史料价值在于,为研究西周时期殷人后裔固守殷礼、殷周祀典嬗变,以及其时之族群交往融合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邓公簋盖铭文及相关问题再探

本文对传世铜器邓公簋盖铭文中的“邓八月”“不故”“中夫人”等字词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的见解,认为该器物为媵器,是薄姑氏族为其所嫁往邓国的次女所制作的佐食之簋。

大豊(禮)簋銘新釋

大禮簋(學者多稱爲天亡簋)是作於周武王時的重器。作者廣泛采取前人關於大禮簋銘文的可信的(至少是目前看來最爲合理的)説法,參以己意,撰成此文。主旨認爲:文王在受命稱王時未及正式舉行答謝上天(上帝)的祭祀大典,簋銘所記武王舉行的祭祀即是爲完成文王這一未竟之業而舉行的祀天大典。在祀天後隔一日舉行的饗宴是武王酬答參與大典的臣下們的。在大典中表現不好的受到降低位次以至摒於饗宴之外的待遇,而器主“朕”則因有功而受到勉勵,故作此簋以志榮寵。

山西青铜簋环耳的审美影响及应用思路

山西青铜簋环耳的艺术特色明确。通过整理研究西周时期三耳簋和四耳簋的环耳部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艺术审美,感受青铜器的纹饰美和文化寓意,以及对现代工艺美学应用的影响。

新出杞伯簋浅谈

本文介绍一件形制特殊的豆形杞伯簋,通过与其它相关陶器、青铜器的对比研究,并结合杞国的历史地理情况,指出这件豆形杞伯簋是杞人的一种创造,对认识青铜簋的演变以及杞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乐从堂藏■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

文章对所见簋■诸器和新见卫簋三器这两组铜器资料重加整理。通过比较可知,两组铜器除器形、纹饰差若相当外,铭文用辞及句例亦多类同,文章据此推断"■"、"卫"二人为兄弟关系;推知卫簋"各于康太室"应读为"(王)各于康太室";■簋"祀于其百神,亡不鼎"之"鼎"读作"则";■簋"金车金■"之"■",原形作"■";并就■簋、卫簋"日引勿替"一辞对青铜器断代的指标作用进行讨论。

新出芮伯簋铭文释读补正——兼论横水M2158所出器铭中的人物关系

近年发掘的绛县横水墓为新见的西周佣国墓地，出有大量具铭青铜器，对于研究西周时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新公布的M2158所出铜器及相关研究成果，就铭文释读、所涉人物关系等提出商榷意见，认为：簋铭“宝朕簋”之“朕”不能释作“媵”，而应读作“尊”；盘、益铭“王姬”非周王之姊，乃是芮伯之姊；簋铭“佣姬”与“王姬”可能为一人。

再论“虎簋盖”和“师虎簋”的年代问题

“虎簋盖”“█簋”和“申鼎”中的“密叔”当为甘肃灵台姬姓密氏,是共王时候密康公的先辈,它为我们判断“虎簋盖”和“申鼎”的年代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虎簋盖”年代即为穆王三十年,“申鼎”应属穆王时器,“师虎簋”的年代则当以共王元年为宜。

■簋读释

本文对新见的■簋(kāi guǐ)进行讨论,结合器形、纹饰及铭文等方面的证据,定其为穆王时器,并对铭文内容作了简释。通过对相关铜器铭文的系联,指出器主■与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簋的器主■当系一人,他先在豳师任大司马,后迁徙至冀地任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召簋的器主召为其兄弟,系师职。簋铭虽简质,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应侯视工簋盖铭“㗘氒众■”考

应侯视工簋盖铭"?氒众"和师?簋铭"博氒众叚"比较费解,学界颇多争议。据新出曾侯与编钟铭文"恃有众庶",本文认为"?"与"博"均当读作"怙",训为"恃"。"■"与"叚"当读作"庶"。"?氒众■"、"博氒众叚"、"恃有众庶"与典籍习见之"负其众庶"可相互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