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的史料特點

對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史料特點的認識,是開展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雖然出土典籍的發現具有不完善、偶然性等局限,但出土戰國秦漢簡牘不僅爲古史研究提供了由傳説時代至戰國中期的歷史發展脈絡,亦提供了戰國至西漢前期歷史大事的準確年表。在古史傳説、重要歷史人物、事件與評價等多方面,簡牘典籍也提供了新的關照視角,啓發研究者對古史叙述多元性的再思考。而解釋叙述多元所引發之抵牾的前提,是關注簡册文物本身所體現出的其在長期使用過程中所形成的諸項制度與習俗。出土簡册的研究是由文物至文獻的整體研究,是對簡册形制、分卷的出土區位關係與文獻内容的綜合考察,可作爲出土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性質判定的重要手段。

出土简牍与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

出土简牍为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的探索提供了实物证据。郭店、上博以至海昏竹书《缁衣》《中庸》《保傅》诸篇,使我们得以以《礼记》为中心,窥见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缁衣》《中庸》等传统认识上所谓“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作,还有海昏竹书《保傅》的发现,证明了其与贾谊《新书》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出《礼记》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汉儒加工形态。武威汉简《仪礼》与海昏竹书《王会饮仪》诸篇,不仅有助于明了《仪礼》的西汉文本形态,亦可得见《仪礼》衍生且与叔孙通所制朝“仪”同类之篇章。西汉中期以前《仪礼》《礼记》诸种“礼”书文本形态的不均衡性,日渐由层出不穷的简牍典籍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