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礼与《诗经》农事诗的礼乐内涵

《诗经》农事诗反映的古礼,是籍礼的扩大化和具体化。随季节变化,籍礼的内容也相应变化,《诗经》里不同季节的农事诗具有籍礼乐歌特征。《诗经》农事诗对丰年的祈祷,是对农耕生活的雅化与礼化,含有"贵土顺时"等文化蕴味。籍礼的存在与传承,呈现着与天相合的价值观念,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人定胜天的征服观念明显不同。

两宋籍礼初探

一、籍礼的起源相传周天子有田千亩,归他亲自耕种,以为天下表率。因为实际田作全藉(借)民力完成,故称这种土地为籍田或藉田。在周代,每年春耕前夕,朝廷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礼仪:天子坐在载有耒耜的车上,率三公、九卿、诸侯至田头,然后将耒耜置于田中,“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1],象征性地进行耕田,人称这一礼仪为“籍礼”或“耕籍田”。籍田得到的收获,归天子作为供奉宗庙之费,以表虔诚。周天子为什么要行“籍礼”?《国语》卷一的一段记载,对此有着清楚的回答。其云: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

由清华简《系年》对"帝"的论述看,周代设"籍田"、行"籍礼"是谋取政权合法性的重大举措。"帝籍"一语,强调籍田专属礼神的功能特征,而"王籍"又表明天子在籍田礼活动中的躬亲而为和主导性。周之籍田当在都城南郊,"千亩"仅指其规模,将其混同于晋之"千亩"是错误的。甲骨文"耤"字仅指实际的耕作活动,从地点、时间及商王在其中的作用看,均与周代籍田、籍礼的一些基本特征不合。因此,商代并无"籍田"及"籍礼",它们应该是商周因革之际周人的制度创造。

“籍田”、“籍禮”三題

'籍田'原是原始社會末期村社中集體耕作的公有地,'籍禮'由原始村社首腦帶頭舉行的集體耕作儀式發展而來,其儀式還伴有祭祀'大火'星等祀典活動。殷商時有'籍田'及'籍禮',商王一般不親耕'籍田','籍禮'的舉行也未固定時間及地點。西周'籍禮'有一套非常詳盡的儀節,並有固定的舉行時間和地點,天子要率公卿百吏親耕'籍田',這是'殷周變革'在禮儀制度上的重要表現,用以顯示政權的合法性。西周'籍禮',不僅是恭祀上帝的一種儀式,更是其重要的賦税制度。據清華簡《繫年》及《國語》、《史記》等文獻,周宣王'不籍千畝'的時間應在其即位之初,因西周晚年具體的歷史條件,導致籍田的賦税功能下降,籍禮也從原來禮儀制度與賦税制度雙重性質逐漸過渡到僅剩恭祀上帝之'禮'這一個方面。

论西周农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而发达的古农业是形成这种文明的基本条件并构成这种文明的重要内容。周人以善稼穑著称于世,西周在中国农业发展中成就卓越,理所当然地为后世称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工具不甚灵巧,技术不发达,森林,植被复盖面积大,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界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春籍田而祈社稷:马和之《载芟》图中的礼仪空间与祭祀图像

在中国古代描绘礼仪活动的绘画里,《载芟》图是比较特别的一例。它描绘了《毛诗序》所说的"春籍田而祈社稷",而这一表述曾在礼学上引发纷争,现实层面上也有违于历代的礼仪制度和礼仪实践。此外,《毛诗序》等经典文本并没有就礼仪本身作出具体规范,画家参照了宋代的各类礼图,在有限的画面内完成了一项礼仪的视觉再现。

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的性质——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

郭沫若在判定商代是否为奴隶社会时,首先确定农业在商代占主导地位,然后证明主要农业生产者是'众',进而认定'众'为奴隶,并得出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结论。郭氏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众'与'民'均为奴隶,一些学者沿承其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诗经》农事诗研究

《诗经》本身就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打着深刻的农业社会烙印,其中更有一些直接描写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诗篇。汉至宋,这些与农业相关的诗篇还没有从整体上作为特殊的一类诗歌来进行专门研究,其零散地体现在"毛传""郑笺""孔疏"中,主要以揭示诗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为主。到了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农业相关诗篇定义为"凡为农事而作者",并第一次以整体的目光来看待农事诗,提出了自己对"豳风""豳雅""豳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