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籴与反遏籴:1929-1930年“米慌”中的中央、地方与米商

1929—1930年,诸多因素引发全国米价暴涨,各地产生了异常的恐慌情绪。在平抑米价与解决民食过程中,遏籴成为政府调控米粮市场的主要行政手段之一。但在实行遏籴与否的问题上,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米商之间进行了一场"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博弈,即在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他们有分歧,有碰撞,亦有妥协与趋同。期间,各利益集团的关系纠葛在一起,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全国统治确立初期,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米商之间微妙的关系。

1945至1949年上海米商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上海米商为核心的全国米业,围绕着粮食营业税的征免问题,与执政机关展开了三年多的拉锯和博弈。其间,开会请愿、通电联合、奔走呼吁,虽历经曲折,但终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取得了实际免税的胜利!这是中国近现代粮食史上的重要一页,耐人寻味之处颇多。

寻找法属越南南方的华人米商

本文以米谷贸易这一被形容为从殖民地时代至1975年一直由华人垄断的行业作为一个探井来探讨越南南方华人米商的历史。笔者将殖民地笔者将殖民地时期至1950年的华人米谷贸易分成三个阶段,1900年到1928年三十年间,越南南方土生土长的华人米商崭露头角,大放异彩,并与法国人紧密联系;之前的越南华人米商主力则是从新加坡和香港而来,而非本地米商;1930年代后,米谷贸易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基本完全崩溃,华人主导的米谷贸易也深受影响,全然谈不到兴旺。

上海米号业嘉谷堂房产纠纷解析--兼论中日战争对上海粮食行业的影响

抗战期间,上海市米号业同业公会会所——嘉谷堂被难民占住。抗战结束以后,为了收回会所,公会方面与十余家占住户打了多年的官司,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54年才最终获得解决。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粮食业本就饱受恶性通胀和政府管制之苦,处境艰难,而旧址被占,更使其业务的开展受到严重的空间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战争不仅打乱了上海粮食行业的发展之路,也给它在战后恢复正常的运作秩序埋下了隐患。

民初广东食米轶记

广东山多田少,一向是缺粮大省。清季五口通商,广东贸易兴盛,快速富裕,大手笔买米,却造成食米危机。"广帮"米商采购量之巨,能左右长江各埠的米市行情。李鸿章甚至利用广帮的强大购买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只是广东人口增长太快,长江流域无力满足需求,只好大量进口越南、暹罗与缅甸的"洋米"。在和平年代,广东买米的基本需求约为每年1200万担,洋米约占75%左右。洋米以银元付款。1932年,广东进口洋米总价高达7421万海关两。

清前期广东与东南亚国家的大米贸易

清前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因人口膨胀,耕地面积少等原因,出现了大米短缺的现象。为缓解粮食危机,从康熙末开始,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广东地区都有向东南亚进口大米的习惯,为了吸引鼓励海内外商人,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规范大米贸易的细则,使得大米贸易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