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坝址区渗漏评价

水库工程的渗漏问题威胁了水库工程的安全运行,以及工程效益等,是水库工程中的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坝址区的渗漏问题主要包括坝基渗漏和绕坝渗漏。为探究陕西米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坝址区的渗漏问题,本文在分析区域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地质钻探、压水试验等方法,研究了岩溶发育规律。分析了坝址区的渗漏通道,并运用解析法和数值法对渗漏量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下水库存在坝基渗漏和坝肩绕坝渗漏问题,解析法估算出渗漏总量为10999.57 m3/d,数值法得到的渗漏量为9197 m3/d。渗漏量约占总库容的0.15~0.18%,大于总库容的0.05%,渗漏威胁水库的安全运行,需要进行防渗处理。

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原因探析

伴随着全国性的人口数量的空前增长,清代江浙地区的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巨大的人口压力,加速了这一地区早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开始的农业商品化进程,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庭手工纺织业及专业性商业市镇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加之19世纪中叶后通商口岸制度的确立和机器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江浙地区近代都市的兴起。这一切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刺激了其米粮需求的膨胀,或弱化了其米粮供给能力,从而使得原本足食天下的江浙地区粮食自给日益困难,并最终形成了仰食他省客米的局面。此外,清代江浙地区漕米负担的繁重、田賦税捐的苛猛,乃至于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下降,亦是导致其米粮不足的重要原因。

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市场及其管理

抗战前夕 ,广东的米粮业已有较为完备的市场和交易制度 :一个以民间商人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为特色、国家政府政治干预并不多见的开放型的市场运行机制颇具常态 ,米粮市场在同业公会、商会等民间社会整合力量的监控、协调下一切皆浑然有序。然而 ,1 936年米荒风潮态势的严峻 ,逼使政府对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米业自由运销政策重新审视 ,以行政方式或强制手段介入米粮市场管理便成当局应谋时艰的主要路径。从广东米粮市场管理主体角色的时空转换 ,可以窥视自由市场经济向战时统制经济转型的某些端倪。

抗战时期南通日伪米粮统制探析

学界对日伪在华中的米粮统制之研究较深入,但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具体执行情况鲜有涉及。文章在深入发掘南通地方档案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日占前期南通的米粮统制,着重分析南通支社在米粮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近代安徽米粮经纪业述论

米粮经纪业是近代安徽米粮交易不可或缺的主体。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代表买卖双方的买卖行、代表卖方的卖行和代表买方的买行;米粮交易程序也因而有异。近代安徽米粮经纪行的数量总体颇多,但也因米粮贸易的兴衰而有所变动。各地米粮经纪行规模各异,在内部结构和经营内容方面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米粮经纪业通过血缘、业缘和地缘建立起商业信息网络和较为稳定的商务关系网络,成为皖米市场网络的"神经中枢"。

明清时期苏州府专业米粮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起着推动国内外市场与商品流通和发展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备专业化趋势的市镇。而苏州府作为这一区域的典型代表,也勃兴出专业的米粮市镇,并一度成为全国的米粮流转中心。因此,对于苏州府米粮市镇的实态分析,将有助于探寻市镇的专业兴衰,显现市镇经济研究态势,也有助于江南市镇研究这一领域的不断深入。

镇安米粮方言“子”尾词研究

镇安县米粮镇方言的子尾词非常丰富。子尾词有双音节的,也有三音节、四音节的;子尾词有成词、别义、小称等语法意义。研究子尾的语法结构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展示镇安米粮方言的语法特点。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探析

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主要包括节约米粮的重要性、川民浪费米粮的表现、对浪费米粮者的惩治等。黄氏颁布《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的背景与四川大部分地区所处环境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土地质量低下、水利设施落后等关系密切,还与自然灾害和清政府一贯的粮食政策有一定关联。

闽粤米粮贸易与雍乾时粤东揭阳县落地税改革

雍乾时期,针对全国落地税乱象,清廷推进核实税银、盈余银归公、修订税则等系列改革政策。其成效如何?揭阳县个案显示:“代纳”“规例”“税及纤毫”等乱象均得到有效控制,但盈余银多交优叙政策又刺激了地方官吏的苛征滥收行为;改革未能根本解决揭阳落地税特设遗留问题。明末揭阳县以稻米种植闻名,吸引大量闽船进港买米,粤东官府由于本省缺粮,于揭阳特设落地税以限制米粮外流规模;清初闽船少至,揭阳米粮跨省贸易衰落,落地税却依旧征收,此为揭阳落地税乱象根源;雍乾落地税改革进程中,因粤东仍然缺粮,具“禁籴”标签之揭阳落地税竟得以存续。

近代口岸市场米粮贸易波动研究——基于海关资料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湘赣皖是米粮输出主要省份,鄂苏浙闽粤是米粮输入主要省份,口岸之间的埠际网络成为粮食贸易的主要路径。因为产量、政策、交通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在米粮输出省份之中,芜湖口岸,长期为中国最大轮运出口市场。同时"一战"之后,随着洋米侵占中国沿海口岸市场,对芜湖口岸的逆向冲击效应,也较湘赣两省口岸为大。这种情况说明,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米粮市场的重要部分,同时国内依然存在着紧密程度不同的区域粮食市场圈。因而,不同口岸市场的粮食贸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波动。

1927-1937年长江三角洲米粮贸易中的资金融通

1927—193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米粮贸易从业者的资金融通渠道主要有从银行或钱庄获得贷款、在同业间进行融通三种。此外，米业与农民之间的金融往来，主要体现为产地市场和集散市场中米行与农民之间种类繁多的借贷关系。

潮汕商人与香港米粮贸易

通过考察过去150年以香港为中心的米粮贸易活动,本文试图初窥这一为历史学家所长期遗忘的历史,并进而揭示出潮汕商人在其间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力图证实,潮汕商人不仅是香港开埠时期对外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及奠基者,而且实际上长期主宰了印支半岛至华南整个区域的稻米贸易。对历史上潮汕商人的活动与贡献,应从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圈的角度来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估。

冲突与调适——1941年香港米粮统制中的政府与米商关系

1941年濒临太平洋战争前夜的香江爆发了自1919年以来又一次颇为严重的米荒危机，揭开了香港米粮统制序幕，于是政府政治道德目标(社会安定)便与米商商业趋利行为(摄取利润)交织、碰撞。致使二者关系更加复杂、微妙。本文主依《华商报》为史料．拟于此层面作一粗略剖析，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苏、湘两省米粮弛禁之争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基于救灾恤邻的立场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援助和赈济。日本驻华公使为弥补日本国内米粮的不足，向中国政府提出开弛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及各处的米禁，以便米谷出口至日本。江苏和湖南两省为当时中国的两个产粮大省，日本米谷的目标进口地亦主要是此两处地方。苏省民众对于赈济日灾并无异议，但对于开弛米禁则一边倒的反对，最终江苏并没有开放米禁。日本其后不得已转向湖南购运米粮，虽也遭遇了阻力，但并未像在江苏那样遭遇到大范围的反对，日本最终在湖南未能如愿购粮赴日，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于英国和北京政府。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中国内部的米粮弛禁之争既是彼时中日外交的一个侧面，也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海丝路上的米粮贸易——清代以来以闽南侨商为桥梁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米粮贸易初探

自清代以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贸易,米粮(主要为东南亚大米)大量进口到闽南等地,是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与政策许可下展开的,它有助于解决当地区域性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起到缓和当地社会矛盾、促进东南亚与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本文旨在分析清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海上米粮贸易与它背后的闽南侨商力量兴起的关系,梳理闽南米粮贸易与加工商成长的历史脉络。

米良1号猕猴桃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总结了米良1号猕猴桃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措施。认为选择适宜生态区建园,加强土肥水和果实管理,精细修剪保证结果母枝的数量和质量是实现米良1号猕猴桃高产优质的技术关键。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商业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作用——芜湖米市分析

商业活动促进城市发展,自古而然.进入现代,传统商业依然对城市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芜湖自咸丰兵燹,肆廛为墟,但又很快兴盛起来,其原因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