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荒”袭日本

今年8月,日本突然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米荒”,消费者在商超不仅时常“一米难求”,还面临限购大米情况,日本媒体称呼此次短缺为“令和米骚动”(注:令和是日本如今的年号)。直到9月,大米短缺的现象似乎并未得到缓解。日本总务省公布的7月份日本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米类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17.2%,为20年来最大涨幅,主要大米价格创下了11年来的最高水平。

1919年香港米荒风潮研究

1919年香港之所以发生米荒,既是东南亚频繁灾荒及国际粮食市场等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港岛自身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米荒不仅扰乱了粮食市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探究此次米荒风潮形成的原因,对我们当前制定和完善粮食政策有借鉴意义。

米荒,米慌

国际粮食问题专家目前警告,如果短期内世界范围的粮荒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米荒与粮荒：全球性挑战

从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在最近出现了新一轮的快速上攻。米价的飙涨不仅使本已严峻的粮食危机变得更加沉重，而且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的恶化；特别严重的问题的在于，米价与粮食价格的上涨将无情地销蚀和分解各国人民的购买能力，从而降低和损害基本的生活质量。

米荒正挑战全球

从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在最近出现了新一轮的快速上攻，米价的飙涨不仅使本已严峻的粮食危机变得更加沉重，而且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的恶化；特别严重的问题的在于，米价与粮食价格的上涨将无情地销蚀和分解各国人民的购买能力，从而降低和损害基本的生活质量。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米荒问题——以1940年为例

在抗日战争"缝隙"中,温州经济空前繁荣。然而,自然灾害、军米供应、常平仓谷采办、接济宁绍、人口增加、囤积居奇以及走私偷漏等原因导致温州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在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以平抑粮食价格为中心的粮食管制政策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造成较为严重的米荒。

米荒与粮荒:全球性挑战

作为一种大众性和基础性的消费品,粮食已经全面渗透到各国经济活动和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其市场价格的任何异动都将不可避免引起经济各个层面的敏感反映,同时也必然会牵及政治因素的连锁变动。

“米荒”离中国有多远?

“米荒”，可能成为次贷之后另一场全球危机的导火索。

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

1940年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开始严峻,位于大后方核心区域的成都,其粮食危机表现为粮价飞涨的米荒和饥民抢粮的米潮交替出现。1940年春季成都米价的上涨由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囤积居奇等多方面因素所致,进而引发了 3月14日成都饥民打砸仓栈、哄抢存米的群体性事件。国民党四川当局通过封仓平籴的手段暂时平息了此波风潮,却未深究原因,将其简单误判为中共地下党所为。随后的两个月间,新成立的物价平准处在打击囤积居奇方面后继乏力,未能遏止住米价;平价销售食米的工作既缺存米又乏资金,且弊案不断。米价再度滑向失控。当年成都初夏高温少雨的天气,进一步催化了米价的涨势,刺激了民众酝酿已久的过激情绪。成都城厢内外继发割口袋、阻关、冲击米市的第二波抢米风潮,导致了社会动荡。米荒和米潮的波浪式发展,意味着成都粮食危机的迅速加深。而国民政府在处置过程中的疏漏和失误,反映出其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中的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米荒问题的研究

粮食是主宰国计民生的主要元素,无怪自古以来之为政者皆以饱足民食为御国之道,而庶民则视五谷为神圣不可弃之物。所谓:饥饿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年天下必平。历来如此。 广东地处热带,其位置又正在季节风带的前哨,故气温高而雨量多,宜于稻作。查该省之稻作,一般为双季水稻制,遍及境内的山谷底地、沿江冲积平原及滨海三角洲,常年收获,实属丰足。宋元两代,广东已有余粮运销至今福建、浙江等地。可惜,到了明中叶。

控制与失控:1940年四川省政府对川省米荒的因应

1940年以米价持续上涨为表征的米荒日益成为四川民众和政府最大的威胁之一。进入下半年后,四川省政府以果决的态度实施了积极应对。然而当局越是加强对米价的控制,米价越是滑向失控,形成了一个怪圈。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在7月对米价实施了强制限价,意外地诱发了米源断绝的另类米荒。四川省紧急出台的促商购运与公款提购的补救措施,均未能如愿产生效果。四川省粮食管理局于9月成立后,在制度设计上根据以量制价的理论,开始实施供销分区的办法,试图通过初步的粮食统制来平抑米价。然而粮食管理机构乱象丛生,实践层面的粮食统制终无效力,无法遏制米价涨风。米价越控制越失控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布坎南"政府失败"理论在战时中国的反映。

亚洲多国遭遇米荒危机

作为全球一半人口的日常主食，大米价格暴涨正成为笼罩在全世界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包括海地、埃及、印尼在内的多个国家，先后因此发生骚乱或暴乱。亚洲是全球大米主要出日地区，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却也一样感受到米荒的影响。

遏籴与反遏籴:1929-1930年“米慌”中的中央、地方与米商

1929—1930年,诸多因素引发全国米价暴涨,各地产生了异常的恐慌情绪。在平抑米价与解决民食过程中,遏籴成为政府调控米粮市场的主要行政手段之一。但在实行遏籴与否的问题上,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米商之间进行了一场"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博弈,即在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他们有分歧,有碰撞,亦有妥协与趋同。期间,各利益集团的关系纠葛在一起,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全国统治确立初期,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米商之间微妙的关系。

税制调适与利益博弈——以抗战前夕的粤省洋米免税之争为视点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洋米税。此时,粤省陷入洋米征税与保障民食的两难境遇。中央与粤省、产米区与销米区、粤省政府与商会、广东米商与六省市米商皆卷入其中。抗战前夕,由粤省米荒引发的洋米免税之争,集中反映了各方复杂的利益博弈。此纷争说明,税制的制定事关利益分配与平衡,而利益纠葛会阻碍税制的贯彻实施,税制与利益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体现出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历史本原。

1898年南方“米骚乱”研究

1898年南方多省爆发的米荒,既是晚清人多地少、银贱钱贵、灾荒频繁、米粮走私等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样也受到遏粜、米市投机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从米荒到“米骚乱”更与晚清普遍的贫困和大量致乱因子的存在密切相关。同时,此次骚乱也反映了晚清政府控制能力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