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用类书涉医文献的历史特点及当代价值

日用类书自南宋末年诞生伊始就收录有医学文献,并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出风貌迥异的文献特征。通过历史性与共时性两个视角,梳理总结日用类书涉医文献的三个历史特点:内容类型两极化、医学知识实用化及资料来源时效化。日用类书涉医文献作为中医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医文献学、中国医学史、出版文化史、通俗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当今编纂入门医书和中医药科普书籍以及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类书

中国古代有一种“百科全书”——类书,了解它的起源、发展、种类,有助于当代人更好地传承古代文化,了解探讨古代史实、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社会风俗等的发展历史,以及校勘、考证古籍内容。

邝璠“农务女红图”与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

学界围绕邝璠是否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以及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是否源自《便民图纂》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些许争议。本文结合版本学、书籍史与技术史的进路进行考证,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早于《便民图纂》的“农务女红图”版本,邝璠确系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他所开创的“耕织图+竹枝词”模式被明人视作继楼璹之后的又一次创新。之后,随着弘治本《便民图纂》被建阳书坊所翻刻,其中的“农务女红图”成为明代中后期诸多日用类书中耕织图像与农业竹枝词的来源,这从日用类书中的“题农务女红之图”与农业竹枝词部分皆可得到印证。

日用类书“侑觞门”中曲牌的主要形态与文化功能--以《三台万用正宗》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民间书坊编刊的诸多综合性日用类书中一般都有“侑觞门”或“酒令门”,专门辑录各类时兴酒令,以供四民采择使用。其中全用曲牌和部分用曲牌的酒令占了很大比重。其主要形态可分为“《西厢记》类”“曲牌串合类”“曲牌与其他典籍结合类”及“曲牌与其他名物合意类”四种,其游戏规则包含“顶真”“贯串合意”两种。这些含有曲牌的酒令在泛化词曲艺术娱乐功能、拓宽曲学知识传播途径、印证戏曲文化在民间社会的生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用类书中的曲牌由专业知识转变为日用知识,为当代戏曲文献研究、戏曲传播研究带来诸多启迪。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献、文化与知识:明代通俗类书学术史回顾

通俗类书是考察明代民间知识与文化消费的典型个案,新近研究多基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思路,着重考察知识的社会情境。文章爬梳20世纪中叶以来的通俗类书学术史,从新近研究对传统范式的质疑出发,搜检学界在民间文化、印刷文化视域下的探讨。研究表明:通俗类书研究从文献本体转向书籍文化与消费活动,其研究范围、视角则存在失衡现象。

从时空嬗演看日用类书的书写表征与知识传播——16至19世纪中国日用类书发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16至19世纪中国日用类书发展变迁为考察对象,探讨中西方日用类书的书写表征与知识传播。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日用类书的书写范围及叙事传统探析;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类书呈现的民众日用生活意义的本真性书写、商业贸易与情感的双重价值旨归;中国日用类书的本位主述与文化知识流向、西方日用类书中的科学知识、经验与信息传播。从具体而微观的视角审视和考量日用类书的知识流向及主述模式,在尽量还原当时中西方社会交流状态之余,思索中西日用类书“观之-参与”交互模式中渐成的传播共享。

敦煌类书所见唐代诗文创作的审美追求

唐代是诗文与类书并盛的时代,唐人诗赋取士的制度推动了诗文学习的普及,从而带动了堪称诗文创作知识库的类书的繁荣。从一些敦煌类书的编纂体式及所存序文看,唐代的类书编纂是直接服务于诗文创作重偶俪、重辞采、重用典的审美追求的。此种追求源自六朝以来的绚丽文风,对此类文风的虚浮之弊唐人曾在理论上加以明确反对,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因循沿袭、无法摆脱。

试论南宋类书编纂者的新变化

与北宋相比,南宋类书多系私人编撰,编纂者中不仅涌现出理学家及其崇尚者、书坊主,还有受明显地域影响的编纂者。这些类书编纂群体中所出现的新变化,主要缘于理学家的思想传播与理学官学化,刊刻业发展与书贾射利,“科举热”与区域文化发达等。正因有众多编纂者合力推动,不仅产生南宋类书编传过程中的“名人效应”,而且促使理学下移与知识社会化等现象。由此可知,类书编纂者与南宋社会文化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论衡》研究

隋唐四大类书大量辑录《论衡》资料,该文通过对这些资料的逐条分析,一方面从编者的编撰心态和宗旨方面反映当时人们接受《论衡》的倾向和兴趣点,且从四大类书保存《论衡》的丰富资料中能够窥探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是学术研究者非常重视的资料;另一方面有助于《论衡》的校勘和辑佚。隋唐四大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隋唐四大类书对于《论衡》的征引,才使得《论衡》的传播更为深远。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骈文类书、总集分类的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明代骈文类书和骈文总集分属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但这两个部类对于这两种书籍的分类标准界限模糊,从而使得所收书籍的归类摇摆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之间,并出现书目重叠的情况。其原因既是《总目》的编纂理念和标准受到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又是由类书和骈文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

类书文本的文献来源考论——以唐代类书为中心

类书编纂不是简单地将前代文献中的相关知识摘录出来分门别类汇辑在一起,不是完全的述而不作,编纂者还对部分文献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对知识来源也进行了有目的的选择。类书编纂者从什么类别的文献采录相关知识,从目标文献中采取什么样的知识,都有自己一定的考虑;类书编纂者从目标文献中采录知识之后,如何进行“加工”,也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书编纂是编纂者根据自己对知识世界的理解,甚至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古代的知识世界进行重构的一个过程。以唐代类书为中心,通过对类书文本来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还原类书编纂者重新厘定知识世界秩序的种种操作。

类书与科举的互动交融——以敦煌写本《语对》为中心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是一部类语体类书,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满足了科举考试中诗赋创作的对偶需求,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多来自正史、《文选》等科考教材,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利于意象的累积与文章的快速生成,这都使得《语对》不再只具有蒙学意义和文学属性,更是科举考试中的利器。《语对》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之间有着高度统一,《语对》中既收录有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有考生在科举考试答卷时可用的典故,起到了对知识的承载和传播作用。《语对》与《策府》同为举业用书,两书所共有的知识是撰者们为迎合科举考试所辑录的先贤治国、齐家、修身的典故,随着这些举业用书的流传和使用,选官所需的廉政爱民、孝悌仁爱、勤学修身等品质也就逐渐成了士子的价值取向,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

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类书史视域下明代小说类书编纂的新变

小说类书是类书的一种文学形制,也叫类书体小说集,是采用分类方式编纂的小说集。在类书史上,因每个朝代的文化结构和特点有所不同,小说类书也表现出不一样的风貌。明人借鉴前代类书的编纂经验,既继承传统又突破规则,其编纂体大胆创新,除了坚持固有的体例,又能综合丛书和类书的优长,创造出亦丛亦类和杂志型两种新型的小说类书,体现出更为开阔的图书编撰视野。尤其突出的是编者“以编代作”、题材选择趋向于小型化和专题化、评议之风与主观化色彩浓厚,这些特点恰好说明了明代小说类书编撰的变异与革新。

评当代类书的滥编现象

本文以典型书例和各种数据，从四个方面评论当代类书的滥抄粗编现象，即：选题既滥又缺；滥抄错引，剪裁失度；类目体系紊乱，缺编索引，检索不便。

中国古类书研究的思考

本文从类书考源、类书结构形式的流变、类书编撰的社会文化背景角度剖析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古代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