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及其说理

《吕氏春秋》是一部“杂家”著作,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其中“类”概念也有多重意义。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把《吕氏春秋》中的“类”都解释为对类比推理的原则或方法的阐发。这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却未揭示出《吕氏春秋》“类”观念的特定内涵与作用。因为,一方面《吕氏春秋》“邻类”“类固不必”两个命题中的“类”有特定所指:“邻类”指行动方法与结果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类固不必”则指事物的价值应当依据实际应用效果而非说理规则来评判;另一方面,《吕氏春秋》论说“类”的观念是为了阐发政治伦理主张,对统治者修身、治国等各方面的行动进行劝说。而在说理中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局势、被劝说者的文化心理与个人偏好等因素,才能发挥说理的效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类比推理来解释《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而应当将对“类”的界说与基于“类”的说理相结合,还原到其思想背景与说理情境中去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