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

我国立法上没有规定行政诉讼类型,而实践中存在的诉讼类型具有明显的缺陷。重整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在立法上应设立六种行政诉讼类型,并运用拓展原告起诉资格的方法解决社会公益诉讼问题,运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法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

浅析中国行政诉讼类型制度——与德国行政诉讼法之比较

中国行政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学理上都是根据行政诉讼判决来确定行政诉讼的种类。这种因果倒置无论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还是监督行政主体行为上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而在德国行政诉讼中,关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是相当成熟、完善的。本文意图从德国行政诉讼的规定,探寻其对中国行政诉讼类型立法的借鉴意义。

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调适路径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不同时代精神、文化情境以及思维方式下存在显著差异,理解类型属性应基于以教育经验为基础的理性结构,从国家、社会与个体三重逻辑出发,关注职业教育在促进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以适应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以适合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基本维度上的核心职能。强调类型属性,优化类型定位,关键在于以制度构建塑造一种对教育分流和教育类型认知的规范性框架,让人们获得认识真实职业教育世界和现象的思维图式,从而指导行动,赋予意义。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制度调适要着力转变知识观,在技术知识与思维模式的独立性中奠定职业教育类型制度的观念基础,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制度,并以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稳定类型教育的制度基础。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政治作为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变量。论述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阐明“既有”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时代条件、运行机制、标识性内涵,阐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衰退,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发展意义。

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的建构路径——从“一般类型”到“新型”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在类型层面深受源自西方的、以“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为基本框架的“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掣肘。这要求中国在与“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博弈中建构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党制度类型话语。建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既应充分认识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以政党数量为划分标准的思维定势、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笼统分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二元对立等局限性;也应看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含的追求民主政治、重视制度因素、警惕和防止权力腐败等价值;更应在遵循“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历史与现实的轨迹、注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基础的事实引证及学理支撑、挖掘“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蕴的政治智慧、加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译介和传播等方面突破“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从而建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

制度类型、会计信息成本与会计诚信均衡

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提供受制于社会经济中的既定制度安排,根据制度对会计信息的规制方式不同,规范会计信息生产的制度安排可以分为规范性制度和惩罚性制度两种类型,两类制度安排分别决定会计信息的直接生产成本和剩余损失成本,并由此决定特定的会计诚信水平。通过建立会计信息生产的模型,文章论证了两种制度对会计诚信决定的具体作用机理及相互影响关系,为我国相关制度制订提供了可资的借鉴。

养老保险制度类型及其再分配效应的特征探析

文章将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分为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型和储蓄积累型三种类型,通过分析每种类型代表性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特征,概括总结三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在覆盖范围、资金来源、筹资方式、筹资原则、给付条件、保障水平、再分配效果等多个方面再分配效应上的特征。可以看到,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果最强,社会保险型居中,储蓄积累型最弱。尽管如此,三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均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只是内容和特征上的差异,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之分。

自学考试制度类型的划分

自学考试制度是独特的新型教育制度，采用传统的制度类型学框架无法划定它的类型和位置。因而。自学考试制度类型应该如何划分与定位，不仅成为教育制度类型学的新课题，也是自学考试制度研究的理论前提。本文根据对自学考试制度概念和特征的分析，试从现代学制、现代远程教育和国际教育的视角，对自学考试制度类型的划分进行初步的探讨。

英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变”与“常”(1998-2020)——基于预算制度类型学的分析

在预算制度类型学的框架下,追溯英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历史渊源,呈现英国近二十余年预算绩效管理围绕支出审查这条"红线",以总额控制、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的目标追求为"主旋律",依次经历了公共服务协议、业务计划、单部门计划和公共价值框架的变换,实现了预算与绩效管理的一体化。总体而言,政府更迭、部门与跨部门绩效管理的张力、外部价值和工具理性的冲突、绩效指标繁与简的矛盾是导致变换的关键因素。

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类型

我国正在建设的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正在逐步形成下列一些基本类型:第一,按照“公共教育政策取向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公平优先、效率第二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效率优先、公平第二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同等对待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第二,按照“建设过程中主导者身份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政府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市场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专家和学术力量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第三,按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以“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类型;以“校长负责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教育集团、企业集团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等。

价值取向下的政党制度类型比较研究

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现代各国政治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当前,在我国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了西方学者区分不同政党制度的标准系统及其相关结论。结合西方政党制度类型研究的理论探讨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归类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简单拒斥或者无条件接受西方有关的分类方法和指标体系,都是有失偏颇的。应当在深入考察政党制度分类基础问题的条件下,结合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新的解答。

行政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类型

本文认为,行政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在于政府官员追求政绩和区域内追求经济发展的压力。行政区域制度创新可分为6种类型,即区域潜在利益、资源潜在利益和技术潜在利益诱致型,与文化内力、利益集团和行政长官意志推动型。

汇率制度安排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因素分析

汇率制度安排是一国面对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理性选择,也是国际国内利益权衡动态博弈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99年对汇率的分类具有高度权威性,而其分类本身也在不断地改进。影响汇率制度安排的基本因素有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资本流动程度和政治稳定性等。一国汇率制度的安排是种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情况下的效能会有差异,其综合影响力的权重是变动不居的。

世界现代企业有相同的制度类型但各有特色

凡是被称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经济单位,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组织规制与运作规程,也就是说,它们属于共同的制度类型。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各国现代企业也表现了具体模式上的很大不同。 在产权方面,美日公司就有很大差别。

完善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的若干要点

在民主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基于行政法治化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推动行政处罚领域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行政处罚类型制度、实施主体制度、行政相关人制度、适用制度、程序制度等,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推进依法行政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云南省职教高考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云南省已建立了局部职教高考制度,亟须按照制度体系的逻辑进行归纳、梳理和整合。云南职教高考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以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为云南职教高考提供了路径指引,从职教高考制度的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出发,构建公平的、统一的和体系化的职教高考制度体系。云南职教高考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全国成绩互认的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招生考试制度、完善外部保障制度。

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研究

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反对,这是由于两者在制度类型上的差异所致。但是,随着司法制度的现代转型,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采行不同意见公开制度。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与大陆法系国家存在着历史的亲缘性和家族相似性,这成为阻碍不同意见公开的最大制度屏障。我国是否适时引进该制度,关键在于司法制度的现代转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经济学视野下关于“制度”的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对制度的论述很多,但比较凌乱和分散,不利于对制度的理解。笔者从制度的定义、制度的层次、制度的分类、制度的功能等方面对“制度”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在制度界定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制度可以划分为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层次;根据不同标准制度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制度具有信息传递、约束、激励以及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等功能。

农民参保行为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释

通过梳理最近几年来关于农民参保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因研究范围差异和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为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解释对话平台,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制度场域。研究发现,在中国养老制度场域中,相关强制性法律条文对家庭养老制度进行了规制,社会互助通过共享伦理道德体系强化了家庭养老的观念,同时,通过向上的“捆绑条件”和向下的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伦理,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制度融合在一起。在制度互动的基础上,父母一方或双方年满60岁、主要在户籍所在地工作来获得收入、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数较少、所生活的社区互助频次低、对政府在将来承担更大养老责任持有高期望值、信任政府、地方政府对参保宣传力度大且能获得较多补贴的农民参保可能性最高。

制度安排与会计诚信均衡

文章把规范会计信息生产的制度安排分为规范性制度和惩罚性制度两种类型,通过建立会计信息生产与成本决定模型,论证了两种制度对会计诚信决定的具体作用机理及相互影响关系,为我国相关制度制订提供了可资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