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抵债协议效力类型化界定及裁判路径--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则指导性案例说起

以房抵债是否成立担保,成立何种担保,是非典型的物保,还是债权性担保,应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认定。实践中,债有合法、非法以及部分合法之分,房有办理了公示性登记的、交付了销售发票的以及未办理任何登记手续的,抵有约定抵顶的、折抵的以及抵销的,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也有完全是为担保与不全是为担保之别。在区分债的情况、房的状态、抵的方式以及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对以房抵债进行类型化的整理,以确定以房抵债协议性质、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以及债权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可为以房抵债案件的认定与裁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体系比较研究

当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刑法学带来了诸多颇具难度的难题,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的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8.02亿。与此同时,随着《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这一新罪名,其中所蕴含的概念"网络服务提供者"进入到刑法学界的视野。网络服务提供者,顾名思义,是给网民提供服务,在网民与互联网之间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这一概念最早在民商事法律中被加以类型化研究,而在刑事法律领域中,作为刑事法律主体,对其的相关研究和探讨才刚刚起步。我国目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义尚未有权威界定,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其有关规定冗杂混乱、不成体系,名称、内涵与外延均缺乏明确规定。然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的清晰界定却恰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重要命题。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进而确立应有责任体系,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实践运作具有重大意义。美国、德国等国家在构建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整概念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采取比较刑法的研究视野,寻找、分析国外的立法实践和相关情况,与我国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和借鉴,或许不失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

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

民族概念界定面临困境是学界的共识,剖析困境形成的缘由有助于推进对民族的认识。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普世性,并未能消解这种共同体在与特定时空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理论视角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掺和又增加了民族概念界定的主观性与建构性。时空、理论视角与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传统的民族概念界定方式陷入困境,从全景式界定向类型化界定转向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