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发展趋向与课题

行政争议的类型化处理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虽未采纳行政诉讼类型法定的建议,但结合行政诉讼类型理论,对照新行诉法及司法解释有关受案范围、诉讼请求、申请救济期限、证据制度、审理规则乃至判决类型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已具有类型化发展的趋向。但在走向行政诉讼类型法定的道路上,还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修改行政审判对象的规定方式,明确界定行政行为法的基础概念,限定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的范围,完善不同诉讼类型案件的审理规则,以及立法肯认法律关系性质确认诉讼等。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我国行政诉讼非类型的现状不仅是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还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学术影响及行政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关。当前,随着行政诉讼目的认识的趋同、受案范围的拓宽、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司法个案推动作用的加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改革的有利条件业已具备。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化实证研究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内容对案件的判决有着指向性作用,但现行立法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采用“可以”的授权性法律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重案轻判、轻案重判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类型化,按照诉讼请求的利益归属可类型化为两类:一是直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而确定的诉讼请求;二是原告因自身私益而确定的诉讼请求。对不同类型的诉讼请求应区别对待,并在未来相关立法中逐步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类型化研究

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模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第三人缺乏理论的归类,导致了对第三人的研究也浮于表面。对第三人的类型化研究应该建立在第三人范围相对确定的前提上。据此确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资格后,可以围绕第三人制度的目标功能,对第三人类型化。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应采取利害关系和诉讼地位的二元标准,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给行政诉讼的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行政诉讼的类型化问题,是 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分析在我国建构行政诉讼类型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拟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义务履行诉讼、给付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和抽象规范审查诉讼等八大类型。

行政诉讼类型化之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之一,学者们探讨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构想,但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而显得行政诉讼类型各有侧重,纷繁复杂。因此,只有厘清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问题,通过探讨标准的重要性、标准选择的考量因素以及世界各国对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选择,才能得出我们划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以漳州市行政审判为例

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和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现有法律对行政诉讼类型并未作明确的规定。从现实审判需要的角度出发,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诉讼判决种类过于简单、客观诉讼和规范审查诉讼标准尚无体现、诉讼类型与判决种类尚未衔接等问题,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诉讼类型且主张法院只能针对特定的行政诉讼类型作出特定的判决种类,以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

域外行政诉讼类型化构造之比较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诉讼类型化最初始于12世纪英国的"令状制度",20世纪以来在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助于诉讼目的的实现,有益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促进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司法权、行政权的平衡。我国由于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的缺失,权利救济方面仍存在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判决效力等方面的限制。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形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构造模式,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构造中应凝练出高度抽象的分类标准,从"撤销中心主义"转向多元化诉讼类型的构造,在同一类型内辨别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解决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之列,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共同构成行政诉讼的三大目的。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相比,新法更强调行政诉讼纠纷化解的目的,更注重争议解决。如何才能促进争议实质性化解,本文尝试对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立法目的进行阐释,并通过论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与构建行政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得出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争议能够实质性解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最后倡导建立以原告诉讼请求为基础标准的行政诉讼类型,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新《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审理裁判的影响——以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力图使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法在全面贯彻党的"依法治国"精神的基础上,破除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困境。该部新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刊特邀法院、检察院、政府法制部门及有关高校和律师界专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新法的施行、完善有所裨益。在对修改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新法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从实务视角,以具体个案为依托,在分析行政诉讼立案状况、原告资格设定目的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原告资格认定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上海为实例,分析新法对区县政府为被告、跨区域、经复议案件等特殊案件管辖的变动规定,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依据实务需要,以诉权保障、起诉条件审查、行政争议解决为核心解读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的转变;分析诉讼类型化将对行政审判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分析新法施行后审判各方在受案范围、复议案件被告、裁判方式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参照《民事诉讼法》,研究新《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明晰尚需研讨问题所在。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宪法基础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宪法基础问题,关涉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建构。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学研究方法,行政诉讼类型化必须在宪法与行政法的关联中来寻求。从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制度实践来看,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宪法基础并不因各国宪法基本制度和宪法原则的差异而完全不同,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宪法基础包括诉权保障、人性尊严保障以及平等原则三个方面的内涵,对其探讨将有助于从实证层面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宪法基础。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未来行政法的走向趋于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不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解决行政争议、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为解决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弊端,我国应秉承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价值追求,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行政诉讼的目的、审理规则及方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依据,构设撤销之诉、课予义务之诉、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公益之诉、当事人之诉的类型化体系。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类型化增长的法律思考——以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样本

知情权（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项重要宪法性权利，丧失知情权，民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亦失去依托。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哈罗德·克罗斯所言：“人民应当享有知情权，享有调查、监督公共事务的合法权益；司法界应该具有一种简便、高效的强制性手段来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使或实现。”从世界范围看，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促进依法行政和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笔者拟对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进行分析。试图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探求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以诉讼类型为中心对我国行政行为体系重构的尝试

行政行为之划分除了满足行政实体法之研究外——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定不同的规范模式予以控制,还应当考虑到行政诉讼救济之需求,以便构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法桥梁。然而诸如何者为一般给付诉讼之程序标的?这些程序标的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似乎很少有学者梳理过。为便于行政诉讼法在控制行政行为方面真正地实现“无漏洞之权利救济”及“权利救济必须有效”之诉讼基本需求,势必要重构行政行为体系与诉讼类型相适应,以实现诉讼之价值。

行政判决类型化修法路径之不足与改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法中选择了行政判决类型化的修法路径,试图通过行政判决类型化达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效果。行政判决类型化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仅仅立足于行政判决,缺乏行政诉讼类型化般的大局观,无法实现行政诉讼的科学化和精细化,难以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立法目标。反之,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科学性与精细性则可以保障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标。未来,行政诉讼应当实现由行政判决类型化向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进化。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

履行判决作为行政诉讼法法定判决方式的一种,是基于判决类型化制度而言的。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观念逐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履行判决本身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却备受冷落,其适用比例占判决总数量始终偏低,行政诉讼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对于外化为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本身合法性的审查,行政不作为的违法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多"与履行判决的"少"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履行判决之所以备受"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于其适用范围、判决内容明晰程度、期限的确定等适用规则等问题未加以重视,亦未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履行判决被审慎适用。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并非对履行判决制度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深刻研究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之上,提出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和在行政诉讼法现有条文框架内完成对于履行判决制度存在问题的完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并行不悖地重新架构履行判决制度,其根本导向是保障公民欲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深度和力度。

论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法秩序困境及其消解

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意味着我国至此形成了较为详备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不过,由于立法上坚持行政诉讼法的“民告官”制度定位,加上行政协议实体法尚未出台,且学界关于行政协议的界定尚存争议,最终形成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既存在体系融入之困,也有诸多适用之困。为化解这些法秩序困境,近期来看,应尽快推动行政协议实体法的出台,并适当调整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远期构想,应寄希望于行政诉讼类型化和双向性诉讼结构的创设。

论行政的首次判断权

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意味着行政诉讼的上诉审类似性。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初期,公法权利体现为不受非法侵害的自由,由相对独立的机关审查并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即可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但权利保护理念的高扬与公法权利内涵的扩张使得法院不能止步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不复是一种内嵌于诉讼构造中的先验性诫命,而是尊重行政权判断优势的个案考量。首次判断权的最小行使单位是行政行为的理由,法院是否要在其他理由上进行替代性判断取决于权利保护实效性的要求、法院的事实发现能力以及行政裁量余地。可以依据诉讼类型分类讨论行政首次判断权的展开:撤销诉讼以行政行为为中心,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即可保护原告的自由,变更行政处罚判决只能是一种极个别的例外情形;给付诉讼则聚焦于法律关系,服务于实体公法权利的实现,因此要为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提供更实质的理由,这通常是行政在事实调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或保有无法进一步压缩的裁量。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分析

为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途径要求法院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是现代行政控权论的需要,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是行政诉讼类型化的需要,对于保证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性质,在我国现行的宪政法律中能够找到依据,法益主体两分法乃至多分法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