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友互助的类家族主义原则——对糖尿病互助群体的组织人类学考察

传统中国相互依赖的文化逻辑是否延续以及如何表现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中国城市糖尿病病友群体的组织原则来寻求答案。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病友互助,对慢性病自我管理这一全球性难题也有独特价值。在20余年患者教育的社会进程中,北京糖友组织的群体串联和扩充实践,呈现出类家族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相互依赖的文化逻辑。同病相怜的互助情感,在文化实践中衍化为类家族情感,携带着特定的家长式和兄弟式的类家族主义特征,成为构拟病友组织的原动力。

病友知识分享的维度、路径与动力——基于糖尿病病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如何理解知识分享成为糖尿病病友互助的重心。基于对北京2型糖尿病病友群体长时段的人类学观察,聚焦病人经验的隐性维度,从隐性知识转化分析病友的知识分享实践,以此超越“外行知识-内行知识”分析路径中的二元性和等级性。研究发现,糖友群体通过知识分享的能动实践,实现了隐性知识显性化和知识的“修补术”;“抗糖”所需的全观性知识、病人的专家身份、良好的医患互动格局、病友群体的集体性自我等协同性地建构出来。这一过程呈现出病友知识互动的实践本质,而“类家族主义”情感是其本土文化动力。

从组织文化到作为文化的组织——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主线是文化从自足的、平衡的实体概念变成了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概念。于是,文化在被引入组织研究之后,伴随着现代社会组织本身的变迁和对组织认识的递增,激发了不同的研究旨趣和侧重,基本上可归结为两种视角,即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根隐喻。文化作为独立变量或属性的视角进入组织研究,催生了组织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观点,则提供了认识组织构拟与转换的新角度。近十余年来,中国人类学家一方面扩大了对多类型组织的田野剖析,探讨多样性文化根隐喻之含义,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学院派文化诠释的可能的应用性意义与实践成果。

中国“病友”考论——从民国时期的麻风病人叙事切入

通过考证“病友”概念的嬗变,发现“同病友人”的“病友”含义发端于晚清民国时期,公共卫生运动中形成的麻风病友群体、肺结核病友群体等是现代意义上中国病友组织的开端。从民国时期报刊上的麻风病人叙事切入,考察病友群体得以形成的社会进程,研究发现,现代性的病友群体、病友同情与公众同情、科学话语和医学知识、医患互动格局等,协同地建构出来,亦形成病友的群体认同、身份更新的社会期待和构拟病友组织的文化理想。其中,麻风病友对“病院家庭化”的理想和努力顺应了基督教宣教的涵化实践,更融通了传统儒家家族主义与守望相助的文化惯性。病友群体是医疗社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书写者;其实践中蕴含的文化原理与社会动力,预示着病友群体在当下社会进程中发挥主体性的方向和潜力,也揭示了“分享”生成社会组织的必要和可能。

“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

在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女性性服务者流动群体的追踪田野观察过程中,逐渐发现组织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文化差异,源于先在的族群理念、制度与风习等,以及在当代市场性交易行为方式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并最终成为有效进行健康教育和防病对策的重要根据,以实例说明人类学理论何以寻得向应用转换的恰当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