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所见粟黍作物考辨及加工研究——以出土文书与植物遗存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中粟和黍相关名词的考证,结合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确认了“粟细米”和“细米”应为粟和黍加工后的精米,并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加工情况。研究表明,吐鲁番居民栽培的黍穄以粳性为主,使用杵臼和碓来加工粟和黍,脱壳后糙米的得米率为60%左右,而精米得米率约为90%。由于晋唐时期吐鲁番人多地少,因此当地居民主要还是以糙米为食,很少食用口感更好、但浪费严重的精米。

从新发现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窖藏粟黍看中国旱作农业起源

2021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通过线上形式通报了第四季度五个重大考古项目,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入选。该遗址是1987年文物调查时发现,1988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至2021年开展考古勘探发掘,仅仰韶文化面积就达16万平方米,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又一处中心。其重大突破之一是在中心广场发现一处容积约60立方米的窖穴,底部保存0.4至0.6米厚的炭化的粟黍遗存,距今6000年,属于国内年代最早的大型粮仓。圪垯川大量窖藏粟黍的出土,是继距今8200年大地湾一期文化发现黍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进一步探究渭水上游在国内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多种实物为佐证的有力的支撑。

中国本土的粟黍起源及其西传

粟黍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禾本科植物。我国是种植粟黍历史最长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粟黍被认为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山地边缘,在黄河流域和太行山系都广有发现,时间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境内的粟黍从华北黄土高原地区发源后,逐步从华北黄河中游地区扩散至河湟谷地,再向西北推进至河西走廊,进而通过哈密传到天山南北地带。中国北方早期形成了以粟黍作物为基础、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粟作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晚期凉山地区粟黍农业初探——来自河东田、河头地遗址先民骨骼生物磷灰石的稳定同位素证据

中国西南地区是新石器时代粟黍向外传播、发展的重要交流通道,然而该区域粟黍南传的具体过程和路线尚不明确。鉴于此,本研究对四川凉山地区河东田遗址(26°10′7.78″N, 102°6′51.83″E)和河头地遗址(26°10′25.20″N, 102°6′54.84″E)先民骨骼生物磷灰石进行了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探讨凉山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以及粟黍在该地区的传播。河东田遗址和河头地遗址共获取了6例人骨生物磷灰石的有效数据,其δ13C均值分别为-5.5‰±1.8‰(n=4),-5.5‰(n=2,-6.9‰和-4.0‰),结果显示该区域人群的饮食呈现为兼具C3和C4类食物的混合食物结构,且粟黍等C4类食物在本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中具有重要的贡献;河东田遗址和河头地遗址先民的δ18O均值分别为-12.3‰±0.4‰(n=4),-12.0‰(n=2,-12.0‰和-11.9‰),显示两处遗址先民摄入的水分来源相对一致,当时的先民可能是在本地生活,围绕城河定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期稳定同位素数据和其他考古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凉山地区的粟作农业应当是当地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互动双重影响的结果,粟黍可能传播至凉山地区后继续南传至云南乃至东南亚地区。

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潜在意义

为了区分农作物与野生草类的淀粉粒形态,对现代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的淀粉粒形态进行了比较.观察结果表明,粟的淀粉粒以圆球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中央,大部分由脐点向外有1～3条放射线,表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19μm.黍的淀粉粒以多角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中央,但很多淀粉粒的脐点不是很明显.在一些脐点形成1～3条射线,表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9μm.狗尾草淀粉粒以卵形为主,脐点位于中央,表面可见层纹,边缘凹凸不平且常有裂隙形成,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8μm.研究证明,利用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特征,可以有效地对考古遗存中的这几种禾本科植物遗迹进行区分.

中国北方现代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淀粉粒形态数据分析

对来自中国北方不同区域的9个粟(Setaria italica)样品及其野生祖本青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的7个样品,9个黍(Panicum miliaceum)样品及其近缘野生种糠稷(Panicum bisulcatum)和野黍(Eriochloa villosa)样本各1个,共27个样品进行了淀粉粒分析。针对每个样品,统计100～200颗淀粉粒粒径数据,100颗形态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初步明确了5种植物淀粉粒如下判别特征:1)5种淀粉粒中,除野黍淀粉粒为小粒径(X=4.8±0.8μm)的椭球形和球形外,其余4种淀粉粒都以多面体为主,球形或近球形为辅,脐点居中开放,黍、粟、青狗尾草和糠稷淀粉的平均粒径分别为(?)=7.3±1.4μm,(?)=9.9±2.3μm,(?)=7.7±1.4μm和(?)=6.9±1.2μm。2)粒径大于12μm的淀粉粒一般不是黍的淀粉粒。3)粒径大于14μm的淀粉粒99.9%来自粟。3)粒径小于11μm的淀粉粒,如果超过40%的淀粉粒表面无裂隙,极有可能为黍属的淀粉粒;如果有超过30%的淀粉粒表面具有裂隙,则非常有可能来自狗尾草属。4)近乎45%的粟淀粉粒粒径处于11～14μm,而只有约4%的青狗尾草淀粉粒粒径位于这一区间。如果粒径在11～14μm的淀粉粒含量超过获得淀粉粒总量的4%,则其中很可能包含有粟的淀粉粒。以上标准在鉴定时还需要综合考虑。高粱(Sorghum bicolor)与薏米(Coix chinensis)在粒径和形态上与狗尾草属和黍属有部分重合,但大部分高粱的淀粉粒具有层纹,薏米则有30%的粒径大于14μm,与粟只有5%的淀粉粒位于这一粒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通过研究发现,在现阶段,典型黍亚科(Panicoideae)种类淀粉形态在统计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但仅依靠少量颗粒特征进行区分是困难的,如何把现代淀粉特征准确应用到考古样品的鉴定中,还有待更多的淀粉埋藏学研究。目前,针对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鉴别,植硅体分析的效果明显好于淀粉粒分析。

距今4000年前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生业经济: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为揭示距今4000年前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传统粟黍农业与牛羊饲喂等新生产力要素间的关系,本文以碧村遗址3例人骨和53例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还原了他们的食谱及家畜饲养方式。结果显示,部分先民(-7.3‰,8.8‰,n=1)、家猪(-7.9‰±1.7‰,5.9‰±0.7‰,n=15)和家犬(-7.8‰±0.3‰,7.5‰±0.4‰,n=2)主要以粟黍类食物为生;其余人(-13.4‰±0.2‰,6.7‰±1.0‰,n=2)、牛(-13.9‰±1.3‰,5.6‰±0.6‰,n=11)和羊(-16.0‰±1.1‰,5.3‰±0.7‰,n=15)则以C3/C4类混合食物为生。研究显示,牛和羊既在野生系统中生存,又食用一定量粟黍类食物。当地众多深沟大壑并不适合粟黍农业发展,但却适宜放牧牛羊,这无疑能增加物资产出。同时,外来牛和羊没有侵占传统家猪的饲喂规模,反而优化了粟黍资源的利用。

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空间扩张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仰韶时期(9 000~7 000 BP,BP表示距今年代,这里指距1950年)遗址数量少且分散;仰韶时期(7 000~5 000 BP)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扩张至黄河及支流谷地;龙山时期(5 000~4 000 BP)遗址分布空间进一步扩张至丘陵地带。对比古气候和农业考古研究进展,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的发展是推动文化扩张的主要动力,气候变化则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文坎沟东地点的植物遗存分析南阳盆地先秦时期的农业活动

南阳盆地,作为地理过渡地带和文化交汇区,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融的典型特征。文坎沟东地点是南阳盆地淅川县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本文综合运用大植物和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结合已有的植物考古证据和最新的测年结果,全面探讨了文坎先民先秦时期的种植模式和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龙山时代晚期,文坎先民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为生,兼种少量水稻和小麦,小麦和水稻在先民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微弱;西周时期,延续了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种植规模略有扩大,未见炭化水稻的踪迹,但植硅体分析显示仍有水稻种植的现象;受中原宗周势力的影响和版图扩张的需求,小麦逐渐开始在先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文坎沟东地点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揭示豫西南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考古发现所见河西走廊史前的农业双向传播

史前时代中国起源的粟黍和西亚起源的小麦、大麦在河西走廊双向传播过程的研究,对于认识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梳理和对比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大化石、骨骼碳氮同位素结果和种子碳十四测年结果,探讨距今5000-3000年粟黍西渐和麦类东传的时间和路线,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马家窑文化西进至河西走廊,粟黍农业在距今5000-4400年传播至河西走廊并得以发展,在距今4400-4200年传播至欧亚草原中部哈萨克斯坦地区。另外,距今5000-4500年小麦、大麦已经在欧亚草原中部广泛种植,并向北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可能通过南北向河谷传播至河西走廊地区。西渐的粟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前海岱地区的生业变迁

随着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和同位素考古等多个学科证据链的积累和完善,史前海岱地区生业变迁的特点和规律已基本明确。从后李文化至岳石文化,海岱地区史前先民生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广谱经济到原始农业,再到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历程。其中,粟黍在农作物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水稻的种植则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历时性变化,即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始于北辛文化,经大汶口文化的巩固,至龙山文化达到鼎盛,但岳石文化后则出现衰落之势。岳石文化之后,海岱地区的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旱作粟黍农业的体系和传统之中。

从植物遗存看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

粟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初期东亚干旱-半湿润区最重要的旱地农业作物,粟黍的植物特性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大面积种植,因此在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也最为普遍。我国旱作农业的起源,主要课题就是栽培粟黍的起源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种看法,即单一起源地模式和多元分散起源模式。本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初期北方重要遗址出土之植物遗存进行分析,验证北方旱作农业(粟黍)多元分散的起源模式。

山西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阳曲县西殿南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以山西太原阳曲西殿南遗址(38°03′45″N,112°45′55″E)出土的3例人骨和34例动物骨骼(3例鹿、3例狗、5例牛、6例羊、17例猪)为研究对象,运用AMS-14C测年与C、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该遗址所处的年代、动物和人的食物结构以及先民对家畜的饲喂方式,进而还原龙山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AMS-14C测年结果显示,M1墓主人骨骼的14C年代为4200±30 a B.P.,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4844~4620 cal.a B.P.,结合该遗址遗存及其组合群特征初步判断其应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C、N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鹿(δ^(13)C:-20.8‰~-18.7‰,均值-19.6‰±1.1‰;δ^(15)N:2.9‰~3.6‰,均值3.3‰±0.4‰,n=3)主要以C3类食物为生,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3类植物;与鹿不同,羊的δ^(13)C值和δ^(15)N值(δ^(13)C:-17.2‰~-14.3‰,均值-16.2‰±1.0‰;δ^(15)N:6.7‰~9.6‰,均值8.1‰±1.2‰,n=6)明显高于鹿,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性,可分为A、B、C三组:A组羊(YQ17和YQ19)的δ^(13)C值偏高(分别为-16.4‰和-16.3‰),δ^(15)N值(分别为9.3‰和9.6‰)较高,其年龄较小,食物中包含较多的羊奶或生活于缺水的环境中,抑或被投喂了高蛋白的饲料;B组羊(YQ16、YQ18、YQ20)的δ^(13)C值偏低(分别为-16.8‰、-14.3‰和-17.2‰),但δ^(15)N值(分别为8.3‰、7.4‰和7.2‰)偏高,其受到人工干扰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在冬春季节,野外植被较少,羊群很可能无法自行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这时人为投放的饲料(如粟黍的秸秆等)可能作为其食物的补充;C组羊(YQ15)的δ^(13)C值(-16.3‰)和δ^(15)N值(6.7‰)都较低,其食物来源以C3类植物为主,也有少量C4类食物,其数值符合羊作为食草动物的特征,同时反映出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以C3类植物为主。显然,以野外放养为主的羊,它们的食物结构仍然受到粟黍农业的强烈影响。大部分牛(δ^(13)C:-20.2‰~-14.6%,均值-16.4‰±2.6‰;δ^(15)N:3.5‰~6.8‰,均值5.3‰±1.6‰,n=4)的食物主要以C3类植物为主,但也添加了少量的C4类食物;家猪(δ^(13)C:-7.5‰~-6.3‰,均值-6.9‰±0.3‰;δ^(15)N:6.1‰~8.4‰,均值7.5‰±0.6‰,n=17)、家犬(δ^(13)C:-7.3‰~-6.8‰,均值-7.0‰±0.3‰;δ^(15)N:6.6‰~7.9‰,均值7.1‰±0.7‰,n=3)及牛YQ13(δ^(13)C:-10.7‰;δ^(15)N:8.7‰)主要以C4类食物为生。其中,猪和狗则主要以粟黍及其副产品为生,并食用了较多先民食物残余和/或残羹冷炙,甚至先民的粪便等;牛YQ13可能受到先民的特殊饲喂,其食物中添加了大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δ^(13)C:-8.6‰~-7.1‰,均值-7.7‰±0.8‰,δ^(15)N:9.5‰~10.3‰,均值10.0‰±0.4‰,n=3)主要以C4类食物为生,即粟黍及其副产品饲喂的家猪和家犬。因此,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经济以粟黍农业及家猪饲喂业为主,也对外来的牛和羊进行放养和饲喂;与处于同时期且邻近的中原腹地新砦遗址、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和清凉寺墓地、忻定盆地的辛章遗址以及陕北地区的神圪垯梁遗址已发表的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相关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相比略显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有限。

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为了揭示粟黍农业发展初期,家畜饲喂与粟黍利用的关系,本文对距今8000年前后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在重建当地野生生态系统稳定同位素特征的基础上,发现家犬和部分猪的食物结构中包含了一定量的粟黍,说明它们明显受到粟黍农业活动的影响。其次,结合大地湾、兴隆沟等遗址猪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可以发现距今8000年前后磁山遗址粟黍农业对部分猪的饲喂影响强烈,它们的食物结构已经被直接或间接添加了一定量的粟黍类食物。

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基于环境记录、考古发现,以及同位素资料,对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的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研究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环境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河西走廊受季风影响,表现出季风—西风过渡带干湿变化的模式,晚全新世气候趋向干旱;从新疆到中亚的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变化比较一致:在早全新世(BC 6000以前)主要为干旱环境,植被以荒漠类型占优势;中晚全新世,湿润程度增加,草原植被扩展。新疆和中亚全新世中晚期较为湿润的环境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较适宜的环境基础。得益于环境条件的改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BC 2000以后明显加速。在BC 2500-2000期间,东西方农业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接触融合,是史前丝绸之路的首次贯通;在BC 2000-1000期间,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地带形成了以小麦—/大麦—粟黍—畜牧为特征的混合型经济特征,并扩散到欧亚草原带,和周围的畜牧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并持续到历史时期。这种空间分异,是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史前时期,东西方农业的相向传播和融合,基本沿着山前地带的绿洲蛙跳式前进。到了历史时期,政治版图的变化是影响丝绸之路的首要因素,但环境变化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农业强化及对环境的影响

人类世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尚存在较多争议.研究不同时空尺度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对探讨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骨骼碳同位素和碳十四测年的究进展,并与古环境记录中黑炭研究进行对比,梳理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强化和扩张的时空过程,其对环境的可能影响.结果显示,距今10000~7000年前,中国北方整体处于原始粟黍农业阶段,距今7700年之在内蒙古东部出现最早粟黍农业经济的迹象;距今7000~6000年前,粟黍生产中心转移至关中地区,是粟黍农建立的过渡时期;距今6000~4000年前,粟黍农业在中国北方广泛扩张,推动了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繁盛和人口显著增长.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黑炭指标（EC-soot）的时空变化过程与粟黍农业强化和扩张过程有很好的对应,示粟黍农业生产活动对火灾频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为理解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发展历程和人与环境的互作用,深入探讨人类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案例.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农业向西南地区传播的限制——基于温度生态模型研究

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农业技术和农产品是如何、为何并通过何种机制从其原始发展区域传播出来。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研究工作会将农业生态模型与植物考古遗存分析结合起来,以详细论述人类把农作物传入与其原产地有着不同生长环境的地区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本文采用生态位模型,概述了古人类在将水稻、粟黍、小麦、大麦移植入中国西南山区时面临的制约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文中提出将水稻移植入这一地区对该地区的种植者来说相当困难,我们推断,水稻在这一区域得以传播是通过适应低温的水稻品种的培育或将其栽培与粟黍结合起来而实现的。高海拔地区直至引进可适应寒冷气候的欧亚西部驯化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后,才开始全面发展农业。温度生态模型根据农作物适应的温度条件不同支持说明了不同区域之间所采用的农业策略,同时对研究除水稻之外的其他农作物向西南地区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平城地区的农耕化:山西大同金茂府北魏墓群人和动物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

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前后,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当地人口数量剧增,人群成分骤然复杂,当地的生业经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大同金茂府北魏墓群随葬动物及其组合以羊、牛及鱼为基本特征,提示相关人群从事的生业经济可能和当地传统的农耕经济不同。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山西省大同市金茂府墓地(40°03′54″N,113°17′22″E) 70例人骨及牙齿(27例长骨、 32例肋骨和11例牙本质)和8例动物骨骼进行C、 N稳定同位素分析,还原不同个体长时段内的生业经济及可能的变迁。结果显示,羊(δ^(13)C均值:-16.4‰±0.9‰;δ^(15)N均值:7.7‰±1.2‰, n=7)主要以C和C类植物为主,但主要偏向于C类植物,牛(δ^(13)C:-11.6‰;δ^(15)N:7.6‰, n=1)则主要是C类植物为食,尽管牛和羊的饲喂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分,但都受到了粟黍农业明显的影响。33个先民个体不同部位组织(长骨、肋骨和牙本质)总体的数据(δ^(13)C均值:-9.8‰±1.1‰;δ^(15)N均值:9.9‰±0.8‰, n=70)显示,先民主要是以C类食物为生,包含粟黍及以其为基础饲喂的家畜等。金茂府先民长骨(δ^(13)C:-13.1‰~-8.5‰,均值-9.8‰±1.1‰;δ^(15)N:8.9‰~11.4‰,均值9.9‰±0.7‰, n=27)与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炭化粟的稳定同位素值进行比较分析显示,金茂府先民主要以粟类食物为生。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之间的δ^(13)C和δ^(15)N值无显著性差异。然而,不同性别的肋骨δ^(15)N值则存在明显的差异(p=0.036<0.05),男性在死亡前2年~5年左右时间内的δ^(15)N值(均值10.5‰±0.8‰, n=14)普遍高于女性(均值9.8‰±0.8‰, n=12),这可能和他们的生活习惯相关。同时,不同组织的稳定同位素进行整体比较(长骨,δ^(13)C均值:-9.8‰±1.1‰,δ^(15)N均值:9.9‰±0.7‰, n=27;肋骨,δ^(13)C均值:-9.8‰±0.9‰,δ^(15)N均值:10.0‰±0.9‰, n=32;牙本质,δ^(13)C均值:-10.0‰±1.6‰,δ^(15)N均值:9.9‰±0.7‰, n=11)发现其值基本一致,说明大部分先民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其饮食结构较为稳定。然而,男性在死亡前2年~5年的δ^(15)N值高于女性,这可能和二者的生活习惯有关。研究显示,金茂府北魏墓群先民主要以粟黍农业及家畜饲喂为生。随着北魏王朝的发展和巩固,多样化的生业经济逐渐被取代,粟黍农业及家畜饲喂业逐渐成为先民生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