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合作区复杂型治理的发生机理及推进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治理具备“跨制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前海、横琴两个合作区作为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其治理在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上面临重大考验而形成一种复杂型治理。粤港澳合作区复杂型治理由区域主体、区域连结与区域建制三大变量之间相互影响与彼此作用而应运而生,相应建构出“领导-协调-管理-监督”四重推进机制,把粤港澳合作区治理体系塑造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央地政府间关涉的纵横权力配置以及国家、区域与地方的利益平衡进行调适。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内涵、思路和路径选择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是广东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表现,是广东构想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粤港澳互惠互利合作新模式。目前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建设,一是要结合实际,明确紧密合作区的内涵、思路和合作重点;二是要选准项目,确定载体,明确路径,并能完善相应的对策措施。根据CEPA协议内容和目前粤港澳经济发展现实,广东应选择能体现粤港澳优势以及有示范效应的港深河套地区在深化合作发展高新产业方面,率先在合作体制和政策上实现创新与突破,以此来带动"粤港澳紧密融合区"的建设。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法律依据及相关问题解析

针对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方面存在的定位和概念上的争论和质疑,本文阐述了建立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科学性和法律依据,指出建立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符合WTO的规则,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符合我国区域合作战略,克服了法律上的障碍,是对CEPA协议的落实和深化,利于港澳繁荣稳定。

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协商解决机制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框架下粤港澳之间的主要争议表现在合作目标、产业规划以及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欠统一。鉴于CEPA突出的政治性特点,又是国内区际协议,争议不宜采用法律强制方法,可适用CEPA第19条协商解决。但是,关于协商解决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规定有待完善,应建构"以协商解决方法为主、以法律非强制性规范为辅"的协商解决机制。

统一战线为率先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的对策思考

统一战线为率先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是统战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争当全国统一战线排头兵的需要。从统一战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士"的基本职能入手,统一战线为率先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需要拓展社团交流平台,了解新情况,掌握主动权;通晓粤港澳合作的相关政策,发挥统战优势,促进科学决策;为粤港澳紧密合作提供服务,在服务中调整关系;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大政治安排力度。

在南沙自贸区“粤港合作区”试点香港当事人间司法文书送达问题研究

南沙自贸区'粤港合作区'的建立,为南沙自贸区法院试点香港民商事司法文书当事人送达规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平台和机遇。'粤港合作区'试点当事人送达规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性,弥合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缺乏法律依据、两地法律文化差异大、法院实践效果不佳等现实障碍。不过,基于中央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广东省地方性法规的支持,'粤港合作区'的独特优势,以及送达方式的技术性特征,在'粤港合作区'试点当事人送达规则具有可行性。试点司法文书送达当事人主义的制度构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送达主体、文书范围、送达期限及送达方式。

粤港澳合作区的法律定位

本文从国际法的视角,结合国内法律,探析粤港澳合作区的法律定位。研究认为:从国际法看,粤港澳合作区不是自由贸易区,而是WTO规则下的特殊经济区,是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安排、是深化落实CEPA这一区际协定的重大举措。从国内法看,粤港澳紧密合作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行为,国家并无统一立法规定合作各方权利义务,它只是中央授权广东与港澳在一个主权国家框架内合作的政府行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是实现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区域共同体。

珠澳合作的回顾与畅想

改革开放以来,珠澳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未来合作潜力也很大。从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及珠澳自身发展需求出发,两地必须珍视"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带来的大机遇,立足地缘、资源优势,寻求珠澳高水平、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之路,共同打造出亚洲一流的国际商务休闲城市区域,引领珠澳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可持续的发展。

粤港澳紧密合作的法律依据及相关法律问题思考

粤港澳紧密合作在中央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政府以及各界的积极支持与推进下,已经呈现出空前有利的大好局面,但作为前所未有的新的合作形式,仍面临许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探讨与解决。本文阐述了粤港澳紧密合作的法律依据和意义,并对粤港澳更紧密合作中亟待解决的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列举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