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

城市粪秽处理是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着力考察近代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城市粪秽处理商办和市办的两类运作机制及其实施情况,分析了其中所致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现象,指出城市粪秽此类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理需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的结合,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施行多元的处理和监督机制,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新式粪秽处置系统的原因探析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重视租界内环境卫生的治理。从1864年开始施行的以招商承办的形式人工清除粪秽,工部局藉此获得一笔不菲承包费;同时,工部局又通过出售粪便,从中获利,二者成为其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以抽水马桶和化粪池为代表的西方新式粪秽处置系统传入上海公共租界,但工部局屡屡拒绝并设法阻止其在租界内的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工部局不愿放弃那笔由人工清除粪秽方式所带来的利益。

民国南京环卫收运管理问题研究——以粪秽处理为研究对象(1927-1937)

本文以民国南京粪秽环卫收运管理为研究对象,藉以探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的粪秽环卫管理问题,进而深入分析具体管理问题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和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城市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随之带来的是城市环卫收运处理的问题,为减轻城市环境卫生压力,南京市政府先后使用招商承包及政府自办等办法推行城市环境卫生的合理管理,然而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事业上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由于经费的缺乏,管理方式的简单化,以及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构等因素的存在,城市粪秽收运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各式掣肘充斥,许多卫生建设与管理的方案还停留在规划设计的层面上,诸多政策制度更不能有效落实,南京城市卫生现代化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商办抑或官办:试论近代广州粪秽处理变迁

广州粪秽原分别由主理水粪、干粪的承商穗义公所和保安堂雇夫处理,并由该两堂分别提抽粪溺埠租五成、干粪厕租三成办理洁净事业。1924-1927年粪商与粪工因加薪问题引发数次粪潮,政府调解无果,决定在1930年将粪秽处理收归市办,并制定清除粪溺、改良厕所详细办法。因财政支绌难以筹款,政府不得不招商承办,并订立粪溺价格。虽然此后广州粪秽处理的状况改善有限,但政府以现代卫生观念,从商人手中取得了粪秽管理权,并将包括粪秽处理在内的诸多卫生行为纳入政府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

生产与卫生:近代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初探(1912—1965)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粪秽主要被当作农肥加以收集利用。近代以来,粪秽清洁成为卫生文明的象征,时人对农村粪秽处理的改良面临着生产与卫生之间的复杂张力。立足于实践,中共将积肥与清洁两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并对双方在对象、时间和方法上出现的矛盾不断加以调适,实现了农业产量和环境卫生的同向进步。

民国时期北京传统水井的粪秽污染及市政应对

民国时期,北京市民仍以井水为主要食水来源。由于城内街道饱受人畜粪秽污染及旧式水井距离坑厕、污水沟太近等,北京城内的传统水井普遍受到粪秽的污染,井水多含有大肠杆菌,这威胁着北京市民的健康。历届北京市政机构对井水卫生多有重视,如夏秋季节对井水消毒,改建和取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井,以及制定规则限制新水井开凿等。这些举措虽然有助于改善卫生环境,遏制肠胃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但是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北京市政机构的应对措施并没有彻底改变井水被粪秽污染的状况,这暴露出市政机构在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治理经验和实践存在不足。

公厕革命:民国时期上海公厕治理探析

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各项公共事业迅速发展,而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公厕作为城市公共卫生的窗口,逐渐被纳入到了上海政府公共事业的范围之中,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民国时期上海公厕的治理,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公厕在筹建和治理的过程中受到资金、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制约,但该时期上海公厕的治理在由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的过程中依旧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与发展。上海公厕作为上海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者,它的演变也展现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变迁。

粪厕管理与战后天津改进社会秩序的尝试

粪厕问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因而成为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战后天津市政府在厕所整顿和粪秽处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对改进社会秩序进行了尝试。文明和卫生理念有所进步的市民对战后粪厕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战后粪厕管理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成果,改进社会秩序的尝试也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