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以大邑县为例

本文以粮食生产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逻辑主线,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数量、森林覆盖率和全年空气优良天数等方面出发,剖析了大邑县粮食生产能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以期为大邑县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发展提供参考,以促进大邑县粮食生产力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农业的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耕地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省际差异研究

我国耕地面积自 1 95 7年以来持续减少。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基本保证粮食自给 ,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并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根据 5 0a来耕地面积、复种指数、粮食产量等统计资料 ,分析我国省际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差异 ,提出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的概念 ,定量分析各省耕地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 ,为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建国以来我国的耕地和粮食产量变化具明显的省际差异 ,耕地变化的区域差异显示生产力较高的耕地在减少 ,生产力较低的耕地在增加。从东南向西北我国耕地粮食生产力逐渐下降 ,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粮食生产力最高 ,这些省市耕地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 ,东南部耕地粮食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种粮的比较利益低下、耕地数量有限。

新疆耕地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耕地的数量、质量在时空上存在较大差异,科技进步等人文因素对各个区域的粮食单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新疆的16个区域的粮食生产水平的分异。从新疆各个区域1996-2004年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及粮食播种面积等农业统计资料出发,分析新疆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区域差异,并简要分析其变化的原因,从而为新疆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十五”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力布局演变研究

分区域、分阶段对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力布局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黄淮海区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一直保持着小麦主产区的重要地位,但玉米产量占全国比重明显下降;东北区和蒙新区正成为重要的新兴产区,特别是东北区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的稻谷和玉米产区,是全国粮食新增产量最主要的贡献区域;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是重要的稻谷产区,但地位有所下降;西南区正成为全国重要的豆类和薯类产区。根据因素分解方法,2000—2013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是单产效应,其次是规模效应,而结构效应则为负影响,且全国八大区域仅有东北区的结构效应为正。

浙江省商品粮基地县粮食生产力的评价与分析

利用系统聚类法和稳定性测度的Finlay和Wilkinson模型分析了浙江21个商品粮基地县的粮食生产力水平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21个县（市）的粮食生产力水平可以分成4类，而绍兴与海盐为生产力最高的一类，同时绍兴县的生产力稳定性高于平均稳定性．生产力的年度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984年与1985年的生产力稳定性分别显著与极显著地高于平均稳定性，而1988年的稳定性却显著地低于平均稳定性；然而，生产力的地区稳定性之间却无显著差异．本文还依据分析结果就维持生产力稳定性问题提出了建议.

游宏炳:建立粮食播种面积调控机制保护粮食生产力

目前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1990年由国务院决定建立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从实践的情况看，在保障粮农收益、保护粮食生产力方面，仅有储备制度还不够，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粮食播种面积调控机制。

田土租赁制能提高粮食生产力

粮食生产水平的高低,与劳动者素质、田土质量、农田设施等生产力要素休戚相关。探索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特点。

中国粮食生产力研究的若干问题与展望

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安全一方面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围绕中国粮食生产力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总结粮食生产力的计算指标、粮食生产力格局与驱动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目前提出的生产力计算方法和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生产力水平和区域差异;区域差异作为中国生产力格局的最突出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各种地域层次和生产能力的差异,粮食生产力格局的变化主要是粮食生产重心和粮食主要生产区的变化以及某一时间点的潜在生产力变化;同时,影响粮食生产格局与变化的因素众多,各种自然环境的差异和人类的开发利用活动深刻地影响着粮食生产力。各种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不同,所起作用有别,并且在不同时段影响因素不同。各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不同。特别是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过程对现实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都有很大影响。今后关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潜力及其变化趋势、粮食生产力的产量差及其变化趋势、土地利用面积变化以及影响潜在粮食生产力的地域差异因素的研究等方面应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对粮食生产力贡献度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处理多层结构数据时,采用"集中"或"分解"两种方式将问题进行简化,结果是忽略了个体效应或组织效应。针对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处理多层数据的这种局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不同行政层次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生产力的贡献度以及资金投入对粮食单产的影响。选择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的12个盟市和81个旗县为研究区,通过建立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求算盟市层次与旗县层次的集约度,构建四个多层线性模型得到粮食单产差异的解释方差比例。结果显示,粮食单产的影响因素是多层次的,旗县耕地利用集约度可以解释各旗县粮食单产差异的52.35%,盟市的集约度影响旗县集约度对粮食单产回归截距的36.06%,财政支农资金影响截距的12.77%。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力的差异大部分归因于各旗县的集约利用程度不同,而各盟市的"背景效应"同样不能忽略,特别是资金投入对提高粮食产量具有重要作用。

黄土丘陵沟壑区县域耕地生产力与粮食自给能力变化差异——以安塞县为例

水土流失是威胁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问题。为了水土保持的需要,自1979年以来,安塞县的坡耕地被逐渐退了下来,尤其是1999年以来,该区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受补贴政策的激励,坡耕地退耕的进度加快。如何实现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过程中,提高粮食生产力水平,保障粮食自给,是关系全县生态环境恢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该文根据安塞县1979年～2000年的统计资料,采用耕地动态度、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和粮食自给能力相对指数这3个指标,定量分析了安塞县各乡镇在全县粮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乡镇粮食单产变化、耕地动态度、耕地粮食生产力水平和粮食自给能力变化的特点,为合理制定县域不同水土保持分区内各乡镇退耕还林、还草进度,以及相应的以基本农田建设为主的综合措施的布局提供参考。

长江中游粮食生产力与植被初级生产力的动态演进及协同关系

基于县域地均粮食产量和植被初级生产力等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曲线、重心迁移模型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中游地区粮食生产力(GPC)与植被初级生产力(VPP)的动态演进过程和时空交互特征,并进一步解析两者之间存在的权衡与协同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地区GPC值不断提升且县域内部差距不断缩小,VPP值虽然略有波动但增减幅度总体较小。②从全域视角看县域GPC重心不断向东迁移,平均迁移速率约为1.20 km/a;VPP的重心落在江西修水县西北部,其重心位置呈现上下微幅波动和基本原地打转的特征。③GPC与VPP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特征,其中“低—高”区域在研究区中部偏西的位置呈南北走向集中连片分布,“高—低”区域主要坐落在外围山地丘陵多的欠发达县区,“低—低”区域则集中分布在武汉市周边县市区,“高—高”区域较少且分布较为零散。④研究期间GPC与VPP的权衡/协同态势表明,正向协同类型占据区域主体地位,但仍有少数单元区面临粮食增产和生态保护的双重叠加压力。未来可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举措来促进两者最终实现协同增长。

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平原粮食生产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黄淮海平原粮食生产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将可能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由此,文中依托于经济-气候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平原玉米和小麦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温度对小麦单产的影响呈现了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对玉米单产却未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降雨对玉米和小麦单产都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化肥投入、机械投入与技术进步对黄淮海平原玉米和小麦生产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农业政策支持对粮食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着眼于农业支持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2007~2017年2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研究了小麦、水稻、玉米产区农业政策支持对粮食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当前农业政策支持对我国粮食生产力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其中,财政支农政策通过同时影响小麦、水稻、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来影响生产力,固定资产投资通过提高小麦、水稻单产来提高生产力,产业结构通过减少小麦、水稻、玉米播种面积来降低生产力,粮食价格对三种粮食生产力影响较小,农业保险政策、抗灾能力、化肥用量、机械化程度对我国粮食生产力都有正向效应。最后提出调整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方向,增强两区农业基础投入,优化区域布局和要素投入,实行差异化粮食价格、农业现代化技术补贴标准等建议。

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粮食生产率胁迫力研究

安塞县在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具有代表性 ,尤其在环境脆弱、人口密度、食物安全、土地利用等方面更具典型性。安塞县土地垦率高 ,坡耕地比例大 ,坡度陡竣 ,耕地对粮食生产限制多。受温度、降水和土地条件的制约 ,粮食生产的潜力难以实现。长期以来粮食生产率低而不稳。通过加大投入 ,虽然单产有一定的提高 ,但产量波动幅度也不断加大。不同人口控制方案下2 0 0 0～ 2 0 30年粮食生产率胁迫力计算结果表明 ,靠大幅度提高单产 ,实现少种自给 ,同时退耕还林 (草 ) ,这一似乎理想的途径并不现实。考虑到粮食生产的环境代价和国内外目前粮食市场的调剂能力 ,这一“理想”途径也不划算不可取。只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不应超过 2 .0胎 ) ,在此基础上确定适当的粮食自给水平 (不应超过 80 % ) ,保持粮食生产率胁迫力为负值或较短时间较小的正值 ,才能真正实现退耕还林 (草 )和改善生态环境。

近30年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动态演变及能力评价

为了明确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及其动态演变过程,掌握该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整体水平,利用1982—2012年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数据,结合GIS分析描述了该区近30年耕地生产力和耕地压力指数动态演变过程,及该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整体水平,结果表明：近30年来,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呈现出小范围波动、连续上涨的发展趋势,从1982年的2078.28kg.hm-2上升至2012年的5643.75 kg.hm-2,翻了近3番,但其年均增长率不稳定,年际间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在1996年到达历史最高水平23%;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在全国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82年的0.455上升到2012年的0.749）,但又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粮食生产力指数始终小于1）,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粮食生产中心主要向粮食生产能力较高的新疆和陕西地区集中;西北地区耕地压力指数在阶段性波动变化中呈现出略微减小趋势,耕地压力有所缓解,但其缓解幅度并不大,耕地压力级别始终处在Ⅱ级预警值（0.91～1.10）范围内。

中国与美国耕地生产力动态演变及能力研究

耕地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一国粮食安全度,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耕地生产力、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耕地压力指数进行评估,利用耕地生产力指数模型、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模型、耕地压力指数模型测算中美两国2000—2016年耕地生产力及耕地压力指数动态变化,并分析其在世界粮食生产中的整体水平。主要结论:(1)2000—2016年中美两国耕地生产力都有较大的提升,均出现正负波动变化,表明两国的耕地地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呈现不稳定状态。(2)中美两国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波动均相对较小,始终高于1,表明其耕地粮食生产力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始终低于1,表明其耕地粮食生产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粮食生产的提升尚有较大空间。(3)中美两国耕地压力指数差距较大,美国的相对平稳,且基本趋近于1,呈安全状态;中国的变化相对明显,但均高于1,处于不安全状态。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耕地地力的提高提供参考。

我国粮食安全隐患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对策

本文针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分析了我国粮食减产的原因,阐述了国家粮食安全隐患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探讨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对策。

云南省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耕地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总结了2001～2010年云南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粮食产量以及人口变化的情况和特点,通过对耕地面积变率、粮食产量变率以及城镇化率的分析研究,探讨了人口、耕地与粮食产量3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严守耕地红线、提高粮食生产力、推进山地综合开发等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