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粮食直补政策实施策略研究

本文旨在探究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分析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通过解读粮食直补政策内涵,分析其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机制,剖析政策实施中的宣传不足、监管机制不完善、协同配套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政策协同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粮食直补政策通过直接经济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为农民种粮营造良好环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情况分析──长沙县雨福村、双屏村和明月村粮食直补的调查

粮食直补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长沙县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对粮补政策态度的调研和信息处理,了解其现实表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粮食直补政策效应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对汉寿县的调查

以湖南省汉寿县为对象 ,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发展粮食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 ,揭示了粮食直补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探讨了影响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原因 ,提出了发展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措施。

粮食直补政策缺陷与改革思路

本文指出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提高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保证了我国粮食安全;同时指出目前粮食直补政策存在补贴过低,资金来源过窄,补贴方式地区差异大,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增产与增收两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等问题;提出拓宽粮补资金来源,加大补贴力度,实行直接补贴与价格挂钩的不固定补贴相结合,并把粮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粮补政策的作用;在借鉴国外直补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粮补资金补贴的计算办法,以求解决目前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的问题。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效应递减”问题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最近对这一政策的效应看法出现分歧,一些同志认为其政策效应正在递减,应该用新的政策加以替代。这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去留非常重要,本文因此进行了专门分析研究。首先确定测试"效应递减"的指标,然后依次考察了粮食直补政策积极作用的发展变化,探索了"效应递减"生产的原因,分析了直补政策与价格支持的利弊,文章最后提出维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建议。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及改革取向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是国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促进"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4年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研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为了对粮食直补政策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价,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粮食直补政策概念的界定;二是粮食直补政策实施的现状分析;三是完善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思路;四是完善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对策建议;五是粮食直补政策的改革取向。总的观点是,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的取向是,补贴对象向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合作社以及种粮大户、粮食生产企业、农业现代化进行转移。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稳定性分析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近年来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支农资金整合的声浪下，提出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主张停止或整合到支农资金中。这一观点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担心和疑虑，对粮食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粮食直补政策是否具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国现阶段粮食直补政策研究

为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粮食产量、推动粮食产业化及促进农业发展,2004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但从政策操作层面看,各种补贴政策还存在不足之处。通过对现行粮食直补政策进行分析,提出应根据农户当年粮食产量占当地总产量的比例来分配粮食补贴资金。

完善粮食直补政策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调查

四川是一个粮食生产大省．同时也是粮食消费大省和转化大省．如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满足全省粮食消费需求．确保粮食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CGE模型的构建方案

介绍了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模式,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理论,提出了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模型的构建方案。在遵循市场的完全竞争性,资本、劳动力不存在国家间的移动,汇率不变、产品的不完全替代性,行为主体为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生产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组成等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出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CGE模型。该CGE模型需要的相关参数包括:中间合成产品、投资合成品和消费合成品在进口和国产之间的Arm ingtion替代弹性,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总销售在国内吸收和出口之间的转换弹性,居民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出口需求弹性,以及资本存量中各部门的相对份额等。并指出CGE模型在分析粮食直补政策方面的优势及局限性。

谁种粮,谁受益——来自粮食直补政策调整试点县宣汉的调查

2014年1月9日上午，大巴山区深处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宣汉县花池乡大池村的数十位村民围坐在火堆边，熊熊的炭火使院坝充满了浓浓的暖意。“谁种粮，谁受益”，当聊起粮食直补政策调整后带来的变化时，大伙儿七嘴八舌争着发言。

粮食直补政策评价对农户农田转入意愿影响的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的实证

通过农户调查,实证分析农户的粮食直补政策满意度对农户农田转入意愿的影响。广大农民对国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农田转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粮食直补政策满意度高、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农户农田转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预期收入来源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农田转入意愿产生影响的一个边界条件。根据粮食播种面积实施差别粮食直接补贴将最大程度地激发农户转入农田、扩大粮食生产,取得更大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法律化研究

当前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尚未法律化,因而从法律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将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法律化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完善这一政策的发展需求。主要从原则、内容、途径和模式方面对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法律化进行探讨,并就这几个方面的法律化提出建议,以期为这一政策的法律化研究提供参考。

探讨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法律化研究的目的和理由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六年以来,在促进粮食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专家和学者对这一政策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人从法律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一政策上升到法律地位,即将这一政策法律化。本文试图从法律化的目的和理由对这一政策进行探讨和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法律化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激励作用的经济学分析及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讲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应视为一种产业政策,其政策目标是粮食增产及粮农增收,这一目标最终都要通过对粮农行为的激励来实现。本文从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模型,运用生产者行为理论,分析了粮农对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行为反应,进而分析了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激励作用;同时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视角的粮食直补政策评价:以四川省乐至县为例

以四川省乐至县22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从整体判断、补贴标准、资金支付方式、政府在实施该政策过程中的行为、政策实施时效性以及粮食直补政策的作用等方面分析了农户对现行粮食直补政策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整体满意程度较高,达90.18%;在粮食直补标准、资金支付方式和政府实施该政策过程中的行为等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91.97%、98.22%和79.47%;政策实施时效性较及时及其以上的比例为91.97%;粮食直补作用较大和很大的比例为67.86%;农户期望提高粮食直补标准的幅度主要集中在50～100元/667m2,维持"一卡通"的粮食直补资金支付方式和实施多元化的粮食直补补贴依据。

对粮食直补政策效果的分析

粮食直补政策是国家为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而提出的。笔者认为,在农业生产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不如将直补资金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

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植意愿激励的影响研究——基于黑龙江省农户调查的问卷分析

黑龙江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以黑龙江省农户调查问卷为基础,全面分析粮食直补政策与农户种植意愿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分析发现:样本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比较满意,粮食直补政策可以推动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对农户的种植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市场价格、是否有种粮补贴和家庭需要是农户在决策是否种粮时的主要因素;保护价收购、种粮直接补贴和低息贷款是提高种粮积极性主要的有效措施。

农民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凤翔县为例

农民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是衡量该政策实施绩效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对陕西省粮食主产县凤翔县实地调研基础上,采用主成分改进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对直补政策满意程度的各项因素。结果表明,种粮收入比重、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家庭种粮面积对农民政策满意度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务农劳动力比重则负向影响农民的政策满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