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身份认同与诗的“真实”美学——论新世纪先锋诗歌写作的精神伦理

新世纪以来,有不少诗人意识到在进行创造性语言表达的同时,自己也应该做一个富有人文关怀、有着身份认同的尊严以及强大的审美追求的思想者。正是在这种主体要求之下,诗歌的“真实”美学才有实现的可能,深度写作才会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由此,研究者以诗人创作上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力为基点,从文学、社会学、哲学层面来探讨新世纪先锋诗歌所呈现出的精神难题与伦理困境,以便寻找美学思想的创新路径。

直面当代中国的“精神伦理”问题

贺照田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1)一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下的人文知识思想如何能更有效地回应现实中人们的精神伦理问题。如何理解、在什么程度上理解"精神伦理"问题,是"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前提,同时也是撑起"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一个有效支点。精神伦理如何能被确认为问题;精神伦理的实质是什么;精神伦理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关系,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可以展现出思想与现实复杂的纠缠互动状况。

精神伦理危机下的非洲甜心“丽兹”

《丽兹》选自博茨瓦纳第一部女性作品文集《博茨瓦纳女性书写》,小说中非洲“甜心”丽兹不可逆转的困境背后折射出人物自身道德观念的瓦解,同时这一瓦解的过程也暗示了殖民文化对传统道德的破坏。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视角,以“丽兹”的身份转变为核心,通过还原“伦理现场”,解构人物的“伦理选择”与“伦理意识”,试图对造成人物伦理困境的根由作出揭示。

马仙信俗文化的伦理精神与新时代道德实践

起源于浙江景宁的马仙信俗文化蕴含着丰厚的孝悌恭谨、勤俭爱家、友爱互助、和谐乡里、爱国护民、畲汉一家等伦理精神。在新时代对马仙信俗文化的伦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推动新时代道德实践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人心净化和淳朴仁厚的乡土和谐氛围的形成,有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有助于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建筑伦理精神探要

建筑伦理精神是蕴藏于建筑生产、建筑治理及建筑审美等实践活动和建筑物象中的人类伦理精神。在内涵实质层面,建筑伦理精神是建筑物的“人化”,是人类伦理精神在建筑实践、建筑物象和建筑行为评价等方面的凝结、渗透和集中体现,蕴含和传达出人类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理想。在生发背景层面,建筑伦理精神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基础是人特有的理性与道德,外在基础是特定的生态和经济。在呈现方式层面,建筑伦理精神具体通过建筑的生产、实体和治理呈现出来,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由此不断抒写人类建筑伦理文明的宏伟史诗和价值谱系。作为建筑这一器物背后和之上、之间的形上之道的综合化表现,建筑伦理精神可以理解为人类伦理精神内蕴于建筑这一形体状貌之中的道德意涵和价值神韵。作为建筑伦理理论研究的内核,建筑伦理精神在新时代也将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建筑”理念提供可靠价值依据与精神动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构筑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困境、伦理意蕴与实践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构筑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成为了重要课题。本文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首先分析了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农民的主体性构建、乡村文化的重构、乡村发展定位以及乡村生活改善等方面。随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构筑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深蕴,包括共荣共富的伦理理念,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伦理精神,以及农民富足、民众富裕和民生幸福的伦理情怀。最后,本文提出了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包括教育、文化、生态等多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的时代价值与践行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深深植根于百余年奋斗的历史洪流之中,始终服务于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宏伟目标,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展开伦理叙事。这一伦理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实践,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世界谋大同凝聚伦理共识,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精神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弘扬并践行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紧密结合,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内核,以胸怀天下的担当为历史己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实践基石,汇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伟力。

高职职业教育伦理精神融入时代新人培育研究

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重心应着眼于人才强国战略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要做好职业教育伦理精神融入教育工作。分析了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伦理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职业教育伦理精神融入时代新人培养的路径。

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

近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课题加以研究。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却少有人真正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与审问视角来研究和思考。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毛泽东时代更高扬精神、理想的社会,如今却在一般语言表现上极大程度表现为以实利为目的和准绳的社会?本文想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其所处身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如何等问题,给予初步的清理,以为读者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历史与观念的背景。

荡口华氏义庄的创设、济世功能与伦理精神

义庄是我国古代社会史、家族史上的一大创举,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赡族济贫、恤寒解困。北宋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范氏义庄,被视为中国义庄之始。设立义庄是古时平衡人际关系、调和贫富矛盾、推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彰显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和悲悯情怀,既具有敬宗睦族作用,也有重要的济世意义。早在商周时期,扶弱、济困、厚生就得到推崇,《尚书》所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即充满“仁爱”精神,认为推行“善政”是为大德,政权的意义就在于“养民”。

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二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战败的事实,感到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伦理重建价值系统来回应秩序和价值危机,作为"学者大臣"的天野贞祐制定了被称作"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体现了他关于"道义国家"重建的设想。以天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摆脱对《教育敕语》价值系统的迷执,导致战后日本道德环境的畸形发展,以至不仅没有克服战后初期的精神伦理困境,反而为日本民主伦理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并由此拉开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帷幕。

科学伦理精神: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融合的必然走向

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具有共同的品格,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精神,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必然走向科学伦理精神。科学伦理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升华,也是伦理精神的逻辑展开,因而成为现代科学技术活动主体应该而且必须具有的精神。

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

正如科学与伦理是人类文化总体中两个相互区分却又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样,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虽然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涵,但却具有相互关联和统一之基础———自由。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以及科学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科学精神日益融入伦理精神,伦理精神也向科学精神渗透,二者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逐步由分离走向契合。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伦理精神

由儒、佛、道三大支柱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关注生命。尽管儒、佛、道对生命最深层次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其生命伦理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主张以贵生精神看待生命的价值,以平等精神衡量各个生命的价值,以仁爱精神善待一切生命,以和谐精神调节生命之间的关系,并以超越精神面对生命的终结。

“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

"乡贤"已经成为当下的学术热点,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乡贤"本身的道德哲学辨析,从伦理精神的视域来看,"乡贤"体现了三个层面的道德哲学品性:个体生命与其公共本质的合一;道德价值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综合;道德主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随着"乡"的社会变迁及"贤"标准的时代变化,当代"新乡贤"应向着乡贤类型的多样化与乡贤德性的多元化发展。

小康社会与城市伦理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种伦理精神来支撑。本文将塑造城市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作为时代进步表征的城市伦理精神是城市精神的核心与灵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和基本价值目标。目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需要高扬八大城市伦理精神;从当代社会变化的实际出发,着力培育与时代进步契合的城市伦理精神的具体途径。

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大学生德育的价值

儒家文化以伦理为主体、以实践哲学为特点,其伦理精神是一种以求善为目的德性伦理精神。概而言之,它主要有以下四大思想特征:道德理想主义,知行合一,利他主义家族情感主义。我们认为,这些思想的合理内核直到今天对大学生仍有其积极的道德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