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节日·狂欢——戏剧艺术的精神原型

亚里士多德曾以“动作”来概括戏剧的本质,其实,动作只有在“仪式”中才更具规范化、程序化,充满神秘的摹仿和象征意味,体现娱神娱人的精神价值,显示出某戏剧的精神品味;“节日”乃是一种神圣化了的“时间”,它具有某种重复的、庄严的、神圣的、令人激动的性质,维系着所有参与者的“在场”形态,成为戏剧精神的实现方式;“狂欢”则是一种维系着人类广泛的自由且自适的放纵和颠覆的体验,它充满着讽刺、戏谑,狂欢和笑,体现出戏剧艺术所特有的精神品格。从而,“仪式”“节日”“狂欢”,构成了戏剧艺术真正的精神原型。

孔子和谐美育思想的精神原型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终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美育理想。其和谐美育思想的精神原型是理想化、乌托邦化了的西周礼仪制度。孔子以这种理想化的方式为当下社会树立一个精神楷模和标杆。

现代性困境下《庄子》作为精神原型的价值

关于"现代"概念,现代化的国家之"现代"二字与现代性中的"现代"有内涵上和具体指向上的区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当前阶段,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很多问题。指导现代社会的思想体系,应是现代性中的"自由""民主"和"理性",但完成度不高。中国古典哲学,《庄子》作为一种精神原型,可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当前问题时的参考维度,古典文献和思想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元问题的视角。作为一种精神原型,也可称之为元思想,庄子哲学不论是对于当下中国的哲学思考,还是作为现代性之下将人解脱出荒芜精神世界的途径,都极有价值。这种价值在于改变对事对物的看法,突破思维的局限,打通界限间的壁垒。在转型期的中国,此刻,正是恢复元典文化活力的最好时机。

图腾意识、直观形象与归家情怀——中国文化精神原型初论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步入智性芳草地的里程碑,是开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第一声春雷,是人类认识论发生的总根系,是形象直观意识源初的出发点。柏拉图的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公理、弗·培根的四假象、休谟的本能、笛卡尔的第一原理、康德的直观形式和范畴的原因、莱布尼斯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基本定理、赫尔姆霍茨的“空间的观念作用”(空间的三维性)、洛伦兹的行为的基本范型:“直观形式”和范畴、皮亚杰的反应的规范;知觉的基本结构、荣格的原型、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种学的)“结构”(如婚姻形式、亲族关系的结构)、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这些人类思维的累累硕果,都悬挂在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上。今天,在人类科学、理性、智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人类却与自然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人类追求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思想越来越迫切,情感越来越浓烈。在这种情况下,对原始图腾意识、形象直观、归家情怀等理论问题进行理论的观照和扫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兼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立场与可比性

"文姬归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作为个人历史的叙事主题。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个叙事主题被中国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先后借助于文学、音乐、绘画及戏剧等审美形式所呈现,以表达他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慨叹及对自身人格的期许。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以此追问沉淀在华夏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离散精神原型",有着重要的国际学术意义,因为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文姬归汉"之"汉"被栖居于海外的华裔文学家及艺术家在他们的异域创作中敷衍尊崇为中华母语文化的原乡情结。以"文姬归汉"为中心关于"离散精神原型"的跨界研究,把西方的原型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追问整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集之间为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了一方崭新的空间。

绍兴目连戏原型与鲁迅的主体意识

绍兴目连戏作为一种“母胎文化”，对鲁迅的主体心灵有很大的影响，它的诸多原型组成了鲁迅主体意识中的关键词。它的双重救赎主题使鲁迅的心灵中始终激荡的就是这种救国救民的强烈的生命渴望，并且转化为一种强烈的生命责任感与坚强的生命意志；他的克己受难的精神原型使鲁迅形成了吃苦受难、奉献人生的生命追求；它的斗争复仇的思想又主导他为底层社会和整个民族、国家与邪恶与黑暗不断战斗；它的死亡意识则暗示鲁迅为生命作“绝望的抗战”。可以说，目连戏已经内化为鲁迅主体心灵中的情结，伴随着他的整个人生。

延安秧歌剧的剧本特点及音乐手段

延安秧歌剧蕴藏着丰富的戏剧文化内涵。因宗教仪式转化为戏剧交流功能形成的广场歌舞剧样式,狂欢本性中所体现出的喜剧风格及教化要求,在其文学创作中都有具体的显现,最终形成了自身的剧本特点。"选曲填词"与"一曲多用"的音乐创作手法虽然简单,但在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情绪的表达以及剧情结构的设置等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对延安秧歌剧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对当今中国歌剧的文学和音乐创作。

女性话语霸权下的男性形象透视——张爱玲小说的另一种论域

张爱玲在塑造女性群像的同时也造就了女性话语霸权下男性系列的独特的精神蕴涵和人格张力,事实上,其传奇式的生命体验对这种形象的性别化处理有着隐约含蓄的指涉和衍生意味,寻找作者在对这些男性群像进行创造时的情感走向和话语态势,可以窥视到男性形象作为一个符码表征,在张爱玲小说中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和意义指向,进而从一个新的视阈介入小说的文本内核。

文学批评性情参与的学理依据

批评的性情参与 ,把文学提升到一种审美体验的境界来观照和评价 ,强化了批评主体的自由精神 ,突出了批评的本体性要求意义。批评者的意义 ,即在理性法则的批评过程中与作者同此心性 ,而在“同情”的层面上获得情感和价值的体认 ,进而对文本深层内质“悟境”式超越。文学批评的性情参与 ,使批评在思想的创造和理论的发现中表现出应有而难有的激情、灵气和创造活力 ,它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

玉琮的营造隐喻:从营“方台”到筑“圆丘”

通过对大传统前代传世之玉琮形态的多角度分析,探究史前中国营造原型"方圆"之间所指征的造物"句法","玉"礼之崇威经由方位场景所指而透辟出后世儒家仁礼承载的能指语义,"圆丘"建筑的方位及场所精神与玉琮的"寓地拟天"同样表述对天地宇宙的图式逻辑。史前建筑在变迁过程中,已难以寻觅原型结构,本文梳理华夏文明最神圣的物质符号原型中所蕴涵的大传统前代建造形态组合编码之结构,希冀追溯原始文化中的宗教思维方式与视觉表象渊源,使其礼仪形式参与到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中,重续文化物证中留存至今而意义"不可忽略"的营造价值。

试析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

本文一方面从意象的符号性、指义性等揭示了崔诗“人面桃花”意象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从诗的文化内涵及审美韵味方面分析了“人面桃花”作为中国文人爱情的精神原型。

韦小宝形象的文化借鉴与创新

文章认为:金庸在塑造《鹿鼎记》中韦小宝这一形象时,较多地借鉴了《西游记》、《阿Q正传》这两部小说中人物形象以及塑造的手法,但又有其多方面的创新。

重写“斯巴达”——中美两部小说《斯巴达之魂》与《火之门》比较阅读

一、一个故事,两种文本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与精神原型,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奇故事在中西历史与文学中曾被反复重写。从希罗多德、普鲁塔克、拜伦,再到梁启超、鲁迅等文史大家,东西方的文学书写在不同时代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与内涵。在近现代以来重写斯巴达的文学故事中,有两部小说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鲁迅在1903年《浙江潮》杂志上发表的短篇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其二是美国作家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在1998年出版的长篇通俗小说《火之门:一部温泉关之战的史诗小说》(Gates of Fire:An Epic Novel of 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1)。

关于《陈仲子》

<陈仲子>是一部写得很古朴、很有古意的剧作.这种古朴来自作者的才华,也来自他对传统戏曲的理解.这个戏也有人称它为一个哲理剧,然而其中深刻的人物形象及其作者所倾注的对时代、对精神追求者的灼痛的关心和无奈,则是更深入的内容.……

现代性与儿童问题:民国儿童电影观念的产生、流衍和意义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有意识地聆听、观察与表现儿童,或是将创作集中到儿童电影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掀起了社会各界有关儿童问题的讨论,“儿童本位”电影观由此应运而生。然而,贫弱交加的晚近中国面临着拯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使命,“儿童本位”观在转型期多重社会诉求中,与政治话语产生碰撞、融合,最终让渡于体制性话语的现实需求,演绎着儿童由“新人”到“新国民”的时代叙事与深刻的现实书写。儿童电影在“国家本位”等体制性话语推动下呈显流衍、发展及其意义。就目的而论,由于儿童作为独特的知觉主体,儿童电影的发展未必就显得虚有其表,不能起到以此提高儿童关注、改善儿童生存现状及社会地位的作用,也即儿童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现代问题,儿童电影本位的开放书写,如何成为体制化的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都备受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