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重生——读倪伟《主体的倒影——历史巨变的精神图景》

《主体的倒影——历史巨变的精神图景》以一种深入时势的方式,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变迁、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不满乃至更广阔的思想文化位移通过个人的批评实践表达了出来。这一实践的普遍意义即:批评需辨识并抓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形式,将它置入更为确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破译与评判。批评者亦需认识到自己属于何种力量。而那个溢出写作者与批评者自我的“他者”——无数无名的历史主体,才是主体问题真正的对应物。从中亦可找到解决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僵局性关系的历史线索。而这一批评实践的根本难度与可能性在于:如何在亲历者的身心状态与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转型之间找到平衡,如何使真正主流的文学—文化对象获得“可批评性”。

“00后”大学生精神需求图景与高校课程思政精准化研究

课程思政发展从“大水漫灌”进入到“精准滴灌”阶段,推进课程思政精准化是数字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00后”大学生思政教育需求的现实要求。面对“00后”大学生自我意识、社会责任、价值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个性化、多元化特征,传统课程思政存在理念更新不到位、内容设计不贴合、主体需求难对应、考核反馈不合理等不足。通过理念升级、技术创新、多元联动、知行合一、精准反馈等手段让课程思政更加匹配“00后”大学生精神图景,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世俗时代的精神图景

思想界的新变化:对精神性的回归杜维明(以下简称“杜”):近年来我发现,在思想界,甚至在专业哲学研究的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化——它涉及对精神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自身的经验是存在局限的,但我观察到,即使是德里达,在他晚年也回归到犹太教的精神性传统中去谈论宽恕的议题。

一个行者的精神地理——关于阿贝尔散文集《灵山札记》的一种解读

在四川当代散文作家阵营里,阿贝尔的散文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小的亮点,继散文集《隐秘的乡村》出版并荣获四川文学奖后,他又推出了自己的《灵山札记》。在这部新的散文集里,作者用精神行走,极写岷山腹地的地理文化和人文文化,不仅绘制了一幅幅意蕴深长的精神地理图景,而且展示出对散文创作的艺术创新和精神探索。本文试图通过对《灵山札记》的分析和阐释,旨在揭示阿贝尔散文创作的审美价值和创作意义,以及对于四川当代散文创作的启示作用。

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叙事——读叶兆言短篇小说《落日晚照,为谁温柔》

《落日晚照,为谁温柔》是叶兆言先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文章将主人公郑敏和其父母两代人的婚姻状况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进行对照性的思考,为读者呈现出多元化叙事的独特视角。出身文学世家的叶兆言先生,在写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善于将历史记忆融入现实人生的写照当中,在二者的多元对照下领会文学的魅力和叙事的乐趣。他认为“好的文学都应该有一种疼痛感”,而这种“疼痛感”不仅源自文字本身的力量,更多的是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雾,传递异时代下的精神图景。本文从文本的叙事手法入手,探讨了多重叙事在当代小说婚恋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代大草表达的变迁——让书写技术向书法语言转向

当代大草如果没有语言伦理的建构,没有整体的大草情境的建立,大草的审美也就没有精神的内涵,当代大草滑行在技术的平面上。因此,今天回过头来察看当代书法中每一次的变革历程、书写方式的变化和精神审美的转折,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让书写技术向书法语言转向,促使当代大草的表达变迁,这种变迁所预示的正是通向书法发展的内在流向。本文就书写的技术与书法语言两种理念下的不同创作结果,对当代大草表达的变迁作一些思考。

群众路线视域下《感动中国》的四重维度

作为央视打造的精神文化产品,《感动中国》年度节目对群众路线的持续践行是其深入人心、常青不衰的制作密码,主要表现在节目宗旨、叙事逻辑、评选机制和品牌塑造等四重维度,其所建立的"精神品牌"不仅成为融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更是党媒赓续精神谱系、凝聚社会力量的策源地。近二十载的"感动年度人物"共同建构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图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

长河孤烟落日圆——浅论抽象结构的精神性

本文通过对艺术作品中常见的水平线与垂直线这两种抽象结构的分析,探讨形式语言的规律性,体会艺术家在创作时以抽象符号为主导旋律引发的精神性,探寻抽象图形与符号形成的"力的结构"如何影响观赏者的心理活动,从而使艺术作品发挥出震撼人心的作用。

雕塑实践的当代性转换

当代艺术的语言边界与精神图景是我一直关注的研究方向。由于认识到传统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和审美价值观的局限和消解,我很早就在自己的雕塑艺术实践中,开始探索其当代性的转换。1978年我考入浙江美院学习雕塑期间认识到了苏式传统美术教育的局限。

拿破仑的近世中国之旅

拿破仑进入中国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符号,拿破仑由一个纯粹的知识符号,演变为启蒙标本、革命偶像、政治象征,最终沦为国人的"常识"。在近世中国由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它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还是现代性主体精神构建的重要载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