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维度审视

《民法典》第996条易被误读为:一是该条直接承认合同违约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即使不存在损害对方人格权行为,只要违约,都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二是守约方只能通过违约之诉主张违约责任,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必须分别主张。鉴于现代民法理论的发展以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该条应当理解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但适用时,应当对该条款进行适度扩张解释,否则,“损害对方人格权”的前提致使表征精神利益实现为目的或者标的的合同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明显漏洞,违约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守约方无法获得完全救济。基于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衡量,“损害对方人格权”的要件应扩张至一般人格利益,当合同的履行利益为纯粹精神利益时,守约方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因违约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引发精神损害的,应当以完全赔偿原则为核心限制责任竞合规则的适用。通过以上安排达到《民法典》第996条的规范意旨。

著作权侵权之精神损害赔偿探讨

作品体现作者的思想和人格,故著作权包含了著作人格权。而根据侵权法基本原理,侵犯人格权,给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在以下情形下,法院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侵犯作者人格权,导致其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损害的,后果严重时,法院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保护作者的人格权。二是行为人“故意”或“屡次”侵犯同一作者的著作财产权时,法院也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惩罚侵权人,威慑其下次再犯。三是毁损作品之载体(孤稿),导致作品无法再现的,侵犯发表权的,法院也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抚慰作者受损的心灵。

论国内民航空难目击者之精神损害赔偿——以MU5735梧州空难案为例

国内民航空难目击者作为受害地面第三人具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基础,但其精神损害需要满足《民用航空法》第157条设置的诸多赔偿责任条件,其中需要重点分析与考察人身伤亡损害事实条件和直接损害后果条件。国内民航空难目击者之精神损害须严重至精神性疾病的程度且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被评价为与目睹空难遭受惊吓存在因果关系时方可被认为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该类主体之精神损害原则上由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国内民航空难目击者之精神损害赔偿规则总体而言有一定的妥当性,但仍存在待完善之处。其条件规则可借鉴2009年《一般风险公约》第3条第3款,其责任承担主体规则应赋予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诉前告知的机会。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司法检视与反思——以涉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受害者因精神利益减损而获得的金钱补偿,在受害者损失明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而在侵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中存在拒斥与容受两种观点;刑事与民事法律体系的规定也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对该项主张一般不予受理,而后者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观点。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中广泛出现了同案异判的现象。文章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归纳梳理出两种观点在司法中的具体表现及法律适用的区别。通过批判性分析拒斥观点的弊端及容受观点的正当性,进而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进行完善。

第三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扩张与平衡——以《民法典》第1181条为制度依据

《民法典》对第三人纯粹精神利益的制度保护不完善,随着新型家庭结构出现,第三人寻求精神救济的需要日益凸显,应催生立法的思变。在《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应以第1181条为救济依据并扩张适用:以实质性情感和共同生活事实为判断标准,将受害人的亲密关系人视为近亲属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将受害人身体权、健康权和配偶权作为引发第三人行权的前提;通过限定亲密关系人范围、提高基础权益受损程度、添加举证内容等方式对第三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合理限制,赔偿以平衡侵权行为人责任。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完善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立法者立法价值取向的偏差以及法条文字的模糊性,导致出现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不清、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的限缩化、主观方面立法价值取向有误以及对“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缺乏参考标准等问题。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着手,明确特定物中“人身意义”的认定标准、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的认定标准,完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要件。同时,有权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特定物所有权人,应当通过判断特定物上所承载人身利益,明确谁是《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适格原告。

侵害宠物致人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宠物行业蓬勃发展,但宠物受到侵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宠物主人往往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并非所有法院都将符合条件的宠物认定为人格物,致使小动物的生存利益难以保全,宠物主损失也得不到弥补。本文通过剖析宠物受侵害案件判决中所暴露出的立法、法律适用问题,结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法律规范,在探究宠物是否具有人格地位基础上,找到宠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双重保护的民事法律理论,提供宠物作为人格物毁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佳路径。

中日刑事司法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比较研究

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失赔偿做了司法解释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人身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然而,在社会经济生活飞度发展的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关系严重影响法律法规的立法,导致对人身权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此,本文对中日两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比较,以期为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想提供参考。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疑问的审思

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益一直是如何缓解社会矛盾和司法高效办案的共同议题,其中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寻求精神损害救济时如何寻找法律依据、精神损害赔偿额的衡量标准以及检察机关所发挥的功能等问题需要理论阐释。未成年被害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依据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在司法中的适用。该类案件是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通过厘清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以及扩大刑事案件赔偿范围来促进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得到解决。

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之检视与制度建构——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前45例已决样本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首次予以立法规定,并专节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确立了更为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未置可否而引发学界的审视与思考。以检索到20182021年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45例已决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司法实践中优先采取《民法典》私密信息隐私权的保护路径,并导致敏感个人信息的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低、赔偿标准适用及赔偿金额确定随意等问题。这反映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隐私权保护路径的竞合与冲突,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缺位,设定损害后果须“严重”的赔偿门槛较高以及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等困境。对敏感个人信息受侵的案件,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路径,应设定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条款,将精神损害赔偿损害门槛从“严重”降为“一般”,并通过司法解释设置赔偿数额区间和引入新的衡量因素以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环境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损害,公民维权难上加难。分析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判决现状,发现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立法层面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司法能力不完备等问题。从环境人格权纳入《民法典》人格利益、《环境保护法》明确价值理念方面完善立法体系;从细化“严重后果”认定、合理分配多方举证责任方面完善法律制度;从鉴定机制建设、加强法官审判质效及技巧方面完备司法能力,以期更好地加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保护。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论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以236份旅游合同裁判文书为样本

现代合同具备载体属性,在尊重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上,旅游合同以精神愉悦为目的,其履行利益可通过自由约定而具备纯粹精神意义,债务人单纯合同违反可能会造成精神利益损害。全国法院近10年关于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呈现出法律依据适用冲突、同案不同判的特点。理论探讨中的等价交换规则和责任竞合理论不足以拒绝承认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合同不应被“处置性”定义所束缚,精神损害赔偿也并非侵权责任所独有,应当限制性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认可旅游合同中的精神性履行利益损害能够以违约责任为请求权基础得以救济。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可辨识性精神疾病”规则探析

鉴于精神损害的难以证成性,传统普通法为限制其赔偿范围,多作“受害人需遭受‘可辨识性精神疾病’”的要件限定。此要件限定在界定“纯粹精神损害”范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亦遭受着广泛的质疑,且全面肯定与全面否定这一限制要件的做法,都因具有偏颇性而不被认可。因此,“可赔偿性精神损害的种类应符合精神疾病鉴定目录的规定”这一客观标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衡量“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基准不能完全取决于临床指南与对诊断标准的界定,而应回归到对受害人造成的“实质伤害”症状的考量,并辅之以理性人的容忍界限标准,从而综合形成兼有“客观外在标准”和“一般理性人标准”的裁判标准;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所作的判定,还应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并考虑法律规范背后隐藏的价值目的\从而提炼形成动态的评价标准。

论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损害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公民对各种权利的保护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但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各国民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着重从精神损害的含义、性质，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范围，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等方面，在结合各国立法的基础上以比较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并对我国的有关立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本文作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和审判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审理好此类案件的几个关键性环节。即一是要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二是要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三是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四是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的手段；五是要把好立案关、审判关和运用法律关，确保被侵害人精神损害索赔权的实现。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

环境污染导致的人身损害具有潜在性、渐进性和迟发性等特点,将精神损害作为人身损害附属品的传统思路已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对侵害环境人格权的加害人课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有助于实现民法人格权制度的生态化拓展,维护环境污染潜在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通过考察实证案例,探讨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应然规范构造,提出了相应的完善路径: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目的性扩展,借助事实推定的方式缓和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具体污染类型适用二元化归责原则,为环境司法审判提供确定的裁判规则,以实现类案裁判逻辑自洽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既可因侵权导致,也可因违约导致。然而,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却只承认和支持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排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影响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本文在对他国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考察和分析对比的基础上,论述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出了构建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思路。

《民法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司法适用——基于《民法典》生效后202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民法典》第996条系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守约方可直接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无需再绕道侵权之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为前提条件,也适用于其他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应以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判断标准,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三个维度判断具体合同纠纷是否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