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精神工业与普遍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

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探究了精神工业与持留经济所造成的意识时间的商品化与共时化突变,剖析了短视资本主义增值的秘密机制。“新批判”揭露了技术对劳动、生活和理论知识的代管所诱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澄明了经济体系对技术体系的霸权致使力比多毁坏的后果,阐发了个体化的丧失、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以及精神的贫困等生存之痛。斯蒂格勒拓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但因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而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最终陷入“技术本位主义”并诉诸乌托邦式的救赎方案。

数字技术、精神政治与权力治理的辩证法——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管窥

韩炳哲通过揭橥数字时代精神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功绩主体的生存境况,形成了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他宣称福柯、阿甘本等人建构的生命政治,无法接榫功绩社会的运行规则,因而必然走向“终结”,被数字精神政治代替。作为新自由主义权力治理术,数字精神政治凭依数字技术操控人的精神高地,以一种肯定、温柔的方式形塑功绩社会的文化情境,诱使功绩主体浸润在形式自由、情绪释放、精神感化、游戏体验的虚幻幸福中,忘却资本的奴役和物化,反而聚焦自身,主动优化自我,最终形成自我剥削。针对数字精神政治的全面渗透,韩炳哲提供了走向他者、去心理化和回归“痴傻”等柔性抵抗技术。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提供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智识来源,但仍存在主观主义、非批判的人本主义等缺陷,亟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武器予以回应和拨正。

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关于新自由主义精神治理术的批判与反思

作为一种极为隐蔽且攻心为上的治理权术,精神政治将人的精神视作新的生产力并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究其实质,精神政治就是要通过“优化思想”来造就一批从心理上慑服资本及其统治的仆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精神压榨的噱头。以自我剥削、自我强迫为主要特点的精神治理术俨然造就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难分彼此、施害者和受害者合二为一的情形。功绩主体臆想自己的自由处境,现实的个人却在无形社会压力的裹挟下苟延残喘,精神倦怠与心理抑郁等时代症候无不控诉着主体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面对精神政治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唯有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性批判,方能真正破除精神枷锁、实现精神解放。

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学批判——韩炳哲的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

在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框架中,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其所塑造的功绩社会,其中,功绩主体作为精神政治的主体化症候,在透明化加速社会中显现、在同质化暴力裹挟中生存、在数据拜物教规训中异化。功绩主体以责任和风险的内在化、个体化增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治理能力,精神政治在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延续和再生产。因此,精神政治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批判层面,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深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体系当中。

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探碛

德国新生代理论家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治理技术及其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了深刻剖析,创造性地提出了数字精神政治治理技术问题。数字精神政治及其治理技术紧扣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变革,探索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人类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尤其是审视和研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新自由主义经由数字技术所实现的新的社会统治与权力运作。但是,由于其理论路径的局限性和思考方法的有限性,尤其是缺乏唯物史观的批判性视野,造成了其理论宏旨与方法、效果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削弱了自身的理论力量。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创造了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数字空间,其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也呈现出全新形式。资本与技术结合的新变化催生了精神政治这一全新的批判命题,精神政治成为虚拟空间中的生命政治。在虚拟空间的生产方式、劳动过程、技术规则和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精神政治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表现,是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结合在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全新统治术,带来了整体性、广泛性的精神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精神生产理论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提供了基本方法,同时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精神政治学思潮、促使“虚拟空间”向超越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方向转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人类世“痛”定思“痛”——论韩炳哲精神政治学与痛的辩证法

霍布斯的幽灵,游荡在人类世。韩炳哲将现代人诊断为罹患“痛苦恐惧症”的功绩主体,该症状能够自我生产,使人的生命不断被化约为动物。资本世与技术世构成了人类主义启蒙高光的致暗面,循着马克思的批判进路,韩炳哲对其展开了精神政治学批判:在资本世中,资本家将痛苦视作资本加速增殖的阻碍并进行“止痛”,功绩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在技术世中,人类尝试在数字秩序乃至元宇宙中祛除痛苦与死亡并追求幸福与不死,却可能在这种努力中丧失人原有的尊严。鉴于此,韩炳哲将痛苦置于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借助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在“后人类境况”中重构了痛的辩证法。推而言之,人类独具的创造力乃源自关于痛苦的深刻生命体验,人类尊严部分就在于从痛苦中获得一种辩证性的成长。

走向他者的政治——论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

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是数字信息时代的一大特征,但其实质上却是数据和资本营造的一场“自我肯定”的骗局,这也将带来自由的危机和剥削的加深。究其根源,是“我”在数据和资本的引导下拒绝了“他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炳哲认为,必须在数字世界中以“他者”的异质性恢复政治的对抗性,进而才能形成美的政治。虽然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所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思想不仅丰富了关于技术政治的批判理论,且在现实中,也敲响了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警钟。

论“洋节中过”的精神政治空间:文化、资本、技术之间的权力争夺视角

近年来,“洋节中过”现象在本土化过程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形式转向趋势。人们不再将洋节视为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将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尝试和探索对洋节文化的重新定义和本土建构,借以游戏化的娱乐方式展现一种反向的文化输出。然而其深层的表现逻辑是,以青年为受众的社会群体逐渐成为节日文化、资本主体、数字技术三者进行权力争夺的对象:一是借由过洋节现象来透视人们在阶段性“自由活动”中的情绪众相,通过反映大众情绪的变化和文化审美取向来博得资本的青睐;二是洋节文化的本土传入以及对节日氛围的渲染,其作为被资本操控下的文化符号,背后凸显的是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借助对节日的商业化运作来获取经济效益;三是文化与资本的联袂将数字技术作为统治当代人们精神心理的一种新的权力工具并展演于“过洋节”的文化场域中,通过对信息的掌控,摸清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在精神政治学看来,透过这种技术权力的控制,当代人们尤其是青年大众实际上是被囚于拟态的精神政治空间,并且是已完成去心理化的消费主体,而在洋节文化诱导下成功释放的自由假象让他们呈现出了向资本示好的症候。

数字化时代的数字—精神政治学形态及其批判

在不同的时代,政治权力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是不同的。数字资本主义在为资本增殖创造新的条件的同时,也对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生命政治到精神政治,从身体规训到精神控制,从数字劳工到算法权力,资本主义一次次找到了得以幸存并强化自身的治理术,数字—精神政治学的出现便是数字资本谋求权力强化的结果。作为继生命政治学之后出现的全新治理术,数字—精神政治学引发了诸如抑郁、焦虑、厌世等众多的精神疾病,倦怠、控制、透明成为数字—精神政治学的代名词,主体的肉体与精神均沦为了牺牲品。不可否认,数字—精神政治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方式,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各类精神危机,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角。然而,数字—精神政治学所谓的自由劳动依旧无法摆脱价值被形式化的命运,仍以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为结构。为此,要消灭数字—精神政治学引发的精神病理样态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构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发挥数字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作用,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局限性。

“以上帝之名”:约翰·贝里曼诗歌中的精神政治批判

作为美国自白派的中坚力量,约翰·贝里曼身上背负着鲜明的“非历史主义”及“个人性”两大标签。但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贝里曼就开始将其对精神政治的关注介入到诗歌美学中,以宗教为切入点,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对其时美国政府实施的各类“屠杀”、对外的“文化偏执主义”及对内高压造成的“伦理失常”等进行了揭露与鞭笞。在不断磨砺诗歌社会表现功能的同时,逐渐凸显政治话语与宗教神学苟合后的强烈欺骗性及严重危害性,实现了对“自白诗是‘个人化’诗”的“祛魔”,表现了诗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及浓郁的人文关怀。其审美指向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生活政治”到“精神政治”——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通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都市物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突围,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该书通过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精神内核,揭示现代市民价值取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问题。

上瘾与电子游戏的精神政治

电子游戏真的让人上瘾吗?此种上瘾背后有明确的因果机制和行为动机模式吗?这些模式又到底对玩家的精神状态施加着何种正面或负面的作用?面对这些根本的追问,我们首先将从上瘾研究的三重基本进路入手,进而细致辨析游戏瘾到底是化学成瘾、行为成瘾,还是精神成瘾。然而实情却是,无论是大脑病变、强制行为还是意志薄弱,这些现有的“成因”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游戏瘾这个“怪诞”的症候。由此,晚近以来的精神政治的话语尝试将大脑、意志、精神、文化等差异性力量都关联在一起,对游戏瘾实施终极的客观主义的定位。在全文的最后,我们拟从大脑的根茎式网络、玩家的着魔式体验,以及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对此种立场进行质疑和批判,进而探寻让反思性的理论家对自身的理论建构进行反思的有效途径。

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探析——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研究

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在对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体系。在他看来,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已经过时,如今我们正处于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数字精神政治内蕴透明性的暴力,集中体现为强制展示、距离消弭以及前反思性行为干预。它促使自我陷入信息、资本与交际的高速循环之中。在新自由主义这一自我指向的经济政治体系与数字化全景监狱中,原子化的数字人为现存的社会法则定基调,并自觉遵循着自我优化的精神政治剥削逻辑。免疫抑制、他者的缺席以及生存绝对化等造成了信息倦怠,它使数字人罹患信息疲劳综合征并成为功绩社会中的神圣人。

从精神政治到生命政治: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权力技术解析

大数据加剧了人类生存的自由危机,然而大数据自由危机并非源自大数据的精神政治。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自由危机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被澄清和破解,遵循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逻辑,从资本权力的生命政治视角审视,能够更加切近大数据自由危机的内在本质。资本权力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下表达为大数据权力,其实质是资本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全面监控,进而将个体生命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有用材料,并利用“技术进步”来合理化自身行为,从而重塑生命政治的格局。为资本增殖而生产的规训策略或权力技术指向个体生命,而资本增殖是数字化时代的资本权力技术通过生命控制要实现的最终目的。

死亡政治、生命政治与精神政治——政治批判的谱系与走向未来的共生政治

在不同的时代,政治权力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实际上都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权力的治理方式。在古代的主权社会中,主权者通过神话实现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在面对臣民时则采用了死亡的恐惧来实施治理。现代社会通过树立身体的规范,实施了对生命的规训,同时将生命变成了国家治理的人口。而今天,数字时代实现了全景化的数字控制,产生了算法治理的政治形态。三个时代的转变,权力技术也跟随着转变,死亡政治走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走向了精神政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权力技术给人类的精神带来巨大的冲击,人们生活在一个加速、倦怠、透明和控制的社会,带给人类的是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人类只有通过免疫和共生才能在这个时代与数字共舞。

从机器分工到精神政治:资本与技术合谋的形态嬗变

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技术带来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以多种与时俱进的形态对现实的人进行着宰制。在对现代工艺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开始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效应进行深入思考,并认识到了技术背后的阶级属性,最终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展开系统批判。对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加强对当今数字技术应用全面泛化趋势的哲学反思,同时有利于深刻认识技术座架下资本对人的宰制由生产劳动领域向日常生活、人格结构和思想观念等领域的渗透与泛化,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条件下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

历代变法革新中政治家精神与行政理性的交汇

近代以来,企业家精神在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类比之,政治家精神在制度创新与治理变迁的过程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代变法革新可知:政治家精神扮演着引导、启动和塑造者的角色,行政理性扮演着执行、维系和保障者的角色。变法效能彰显的关键在于政治家精神与行政理性的高效互动与动态均衡。一者,相对成功的改革家,往往呈现“先国后君,重民爱民”“革旧立新,刚毅决绝”“修身正己,进退有据”等共性价值内容。二者,政治家精神的弘扬依赖于治理体系中权力预算与权力执行的均衡条件,即行政官僚体系的偏好是执行性支持还是选择性抑制。由此,稳健有效的变法革新往往发轫和功成于政治家精神与行政理性有机协调的历史节点。对二者动态均衡的分析,既可为检视政策效果、预测变革趋势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亦可为回应治理诉求、寻求善治路径提供实践导引。

偶像“塌房”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无数粉丝和普通网民见证或亲身参与了国内娱乐行业偶像相继跌落“神坛”,沦为“众嘲”对象,商业价值短时间内迅速蒸发的事件。“塌房”是形容这个动态过程的网络新词。以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搜集到的文本为基础,可以梳理使用主体将偶像“塌房”进行事件化的不同方式和历史进程,更可以基于精神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揭示出资本通过满足粉丝对性安全感的需求、治愈网民的精神症候等方式,让他们逐渐上瘾的流量逻辑和透明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