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精神法益保护研究——以职场性骚扰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职业安全的保障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既包括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等物质性需求,也包括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等精神性需求。劳动者精神法益保护是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研究课题,以职场性骚扰为代表的侵害劳动者精神法益的一系列问题将成为未来劳动法学研究的热点。

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

法益精神化是法益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助推下又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其在超越法益物质观的同时也伴有相应的理论隐忧,如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代表的法益过度精神化。从宏观层面来说,安全感不具有法益应有的机能,不符合刑法明确性要求,更容易导致象征性立法等非理性刑法反应。主观性、模糊性与一般性,是其不能成为法益的关键因素。就中观层面而言,社会恐慌类犯罪中的安全感也并非刑法条文所要保护的法益,社会秩序才是安全感背后真正需要保护的法益。就微观层面而言,恐吓犯罪的个罪法益也应是个人生活之平稳状态而非安全感。现代刑法若想兼顾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就必须警惕法益过度精神化,反对将安全感作为一种法益。

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中国型塑

法益具有立法批判、解释机能,能够、应当、且需要存在。当前学界对法益抽象化、精神化之批判存在前提设置不当、循环论证及混淆对法益进行抽象化、精神化理解与刑法是否应保护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的关系的问题。唯有完成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理性型塑,才能合理认知法益论,进而实现刑法处罚的正义化。即使刑法不当保护了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也只能证明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挥。若从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这两个层面上理解“抽象”与“具体”之意,则刑法法益的抽象化不止是个例,诸如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的正当化已然表明某些精神化法益值得刑法保护。

论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关系

作为刑法的根基,随着刑法规制范围的不断扩张,法益概念也逐渐变得无所不包,其本身为刑法寻得了正当性,但是,这在实质上却消解掉了法益。法益先于刑法的存在而存在,后于刑罚的消灭而消灭,独立于已存的刑法规范,并对规范有着、也应当有着对刑法的正义审查功能。所以,法益必须离开规范的限制,防止道德的侵蚀,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使法益成为反思刑法、批判刑法的有力武器。

网络舆论暴力的刑法规制

针对网络舆论暴力犯罪行为,我国《刑法》以侮辱罪、诽谤罪加以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打击违法犯罪的作用。但网络舆论暴力犯罪形式多样、危害程度大,现有的刑法规制已经不能满足应对网络舆论暴力多种形态的需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与言论自由保护相冲突、犯罪认定标准模糊和电子取证困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司法解释,合理协调公民言论自由与刑法保护法益之间的价值平衡关系、重视对精神法益的保护、明确网络舆论暴力犯罪中的犯罪主体、完善网络舆论暴力犯罪与侮辱罪的衔接和颁布网络舆论暴力行为具体的司法解释等,以更好地实现对网络舆论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扩大化之辩

刑法扩大化由风险社会主导,其变局使古典自由观被现代自由观取代,进而产生现代刑法观、机能刑法观,这使刑法由体系思考转向问题思考,并产生积极刑法观。而积极刑法观常与无度性、情绪性、象征性相连,因而受到攻讦。但此皆由对积极刑法观的误解和对非罪化立法时代的偏执造成。刑法谦抑性业已无法回应入罪诉求的多样态,非罪化理论亦无法正确处理精神法益的地位问题。刑法扩大的危险在于其可能过度扩大而非扩大本身,在立法程序与谦抑司法的把控下,我国刑法并未过度扩大也不会过度扩大,犯罪率攀升是司法问题。囿于类型化程度较低,刑法罪名数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打击面的庞大,且其仅针对少数人的精神是不变的。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犯罪圈划定的实践取向与学理基底——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法益观

犯罪化和犯罪圈扩张是晚近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要特征。犯罪圈扩张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增设新罪、扩充旧罪,以及强化对非实行行为的刑事处罚。犯罪圈扩张受到传统与现实因素的多重影响,是刑法领域对于社会治理的有效回应。在界定犯罪圈时,应当坚持法治理念,发挥刑法对现实的适应性,以积极刑法观作为立法的价值取向。在实现行为规制机能的同时,注意避免刑法过度运用。在学术品性上,应当秉承法益本位立场,提升法益内涵明确性,反对法益过度精神化,进而维护罪刑法定主义和谦抑主义。犯罪圈需要接受社会治理需求和刑法基本原则的双重考察,保持实践与理念的平衡。

论“不孝”是否应当入刑

2014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施行一周年，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老年人设立了很多精神方面的法益，如“常回家看看”等。然而面对当今社会日益突出的道德问题以及层出不穷的“不孝”引发的惨痛案例，将“不孝”纳入刑法的呼声越来越大。文章作者从经典案例、社会道德体系等相关方面，论述将“不孝”纳入刑法典面临的两难问题；通过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实践，从附属刑法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精神损害赔偿在违约中的适用——基于司法案例的统计与分析

违约责任领域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大。我国一直采用严格的二元民事责任体系,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将精神利益纳入合同内容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司法实践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争议作出回应。我国《民法典》第996条规定,主张违约责任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体现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入法的趋势。但是该条款在请求权基础、人格权界定范围方面仍然不够清晰,且在既非违约也非侵权的情形下存在救济空白。只有借助司法案例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理论和实务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才能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提出有效建议。为此不仅要对精神法益作出准确界定,还要在立法上选择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模式,并增设“精神法益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同时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限制适用的合同类型,即合同中必须体现精神法益或与精神法益具有密切联系。该制度还需包含可预见性原则、涉人身性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免责情形等作为主要规则内容,并建立赔偿数额评定标准作为辅助性规则。

公然否认、宣扬、美化侵略行为入罪之证成

公然否认、宣扬、美化侵略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需要刑法的介入。首先,既有法律规范应对不足,强调“妥当处罚”的谦抑主义理念要求居于保障性地位的刑法应予以回应性立法;其次,在肯定法益适度精神化的合理性前提下,该行为直接侵犯的社会公众或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民族感情和价值准则法益应成为入罪的实质根据;再者,该行为犯罪化并非象征性、情绪性立法,能在充分考量立法、司法与理论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弥补法律适用漏洞,实现刑法预防功能而符合立法价值选择;最后,在具体入罪层面,可参考借鉴国内前置立法、国外关联立法的经验,在“扰乱公共秩序罪”节下的第299条之三中设置具有法定犯、情节犯要素且刑罚轻缓的“公然否认、宣扬、美化侵略行为罪”,推动刑事法治的实现。

危险犯的扩张逻辑与正当性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不足以解释新近刑事立法体现出的危险犯大幅扩张现象,这决定于其背后的风险治理思维缺陷:风险治理思维在导致危险犯扩张的同时,也在逻辑上预设了风险与危险的混同,导致传统危险犯理论有被风险逻辑架空的危险。这就需要在明确社会风险与刑法危险区别的基础上,确定风险向危险转换的法益威胁、规范相当以及危险认识与控制可能性的三重进阶根据。新近刑事立法危险犯的扩张对上述危险根据的不同层次都形成理论挑战而需理论回应:法益威胁层面上,精神化法益危险犯无法为一般危险性论解释而需另行拟制危险;因此只能采抽象危险犯形式,不能以无具体危险状态出罪。规范相当层面上,规范升级的危险犯凸显了相当性危险论的形式化缺陷,规范升级的标准需要实质法益内涵填补和必要性论证。危险认识和控制可能性层面上,危险犯化的预备或帮助行为需要以危险主观认识和控制可能性划定边界,而认识和控制标准需进行双重风险判断和综合衡量。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

将犯罪客体与行为对象加以区分,犯罪客体不是具体的人或物,并不违反哲学原理。说马克思1842年的著名论断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根据,其证据尚不充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用它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难以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保护客体、犯罪客体与侵害客体各有其含义的规定性,使用时应注意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