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抗辩

随着权利话语的流行与国家对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增强,中国死刑案件中的被告方在庭审阶段频频提出精神病抗辩,意图减轻罪责或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实践中却显示出如下悖论:被告方虽时时提出抗辩,但法庭却不愿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前被告方提出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不明;被判无罪精神病人的监管难题与强制治疗措施缺乏;精神病鉴定一再反复导致法官无以判案等等。因此,在我国近年越来越重视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构被告人精神病抗辩的合理制度,使其在维护被告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也不至于无章可循、变得过度泛滥。

我国精神病抗辩制度的适用、反思与完善

作为保护精神病犯罪人之法律权利的一种制度,我国精神病抗辩制度起步较晚,且发展至今还暴露出“精神病”概念不清、精神病司法鉴定困难、精神病难以证明、对精神病犯罪人的处置缺位等问题。鉴此,有必要梳理该制度在我国当下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在反思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对之完善的路径:明确“精神病”等相关概念;改进鉴定程序及审理模式;落实和完善强制医疗程序。

论精神医学专家有效参与刑事司法的进路

在涉精神病抗辩案中,精神医学鉴定专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效能在实务中却未得充分发挥且常遭质疑,其中的阻碍因素包括精神医学的研究掣肘、制度设计的制约、其司法伦理角色定位模糊等;而为使其完成在刑事司法中的使命担当,则需秉承尊重科学的基本理念,合理限定其参与刑事司法的宽度,完善其参与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与正当化机制,构建司法伦理规范以实现对其诉讼行为的规约。

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

在中国法学界稳居支配地位的"权利话语"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不仅对法律规范缺乏解释力,而且无力指导法律制度的设计。在关于邱兴华案的讨论中,"权利话语"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几乎完全忽略了保护精神病人抗辩权所必需的复杂社会条件。